新理学家——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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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1895—1990） 一、立心立命继绝学 贞下起元开太平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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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1990）

                   一、立心立命继绝学  贞下起元开太平

    冯友兰，字芝生，1895年12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父亲名台异，字树
候，清光绪年间戊戌科进士。家境殷富，极重教育，堪称“诗礼人家”。
    冯友兰的早年教育与大多数中国读书人并无两样。7岁上学，先读《诗经》，次
读《论语》、《孟子》，再读《大学》、《中庸》，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
十年（1904年）其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
务长），合家迁往南昌。因其父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重担就自然落在粗识文字的
冯母吴清芝身上。好在当时儿童重记忆、轻理解，如此他又勉强读完了《书经》、
《易经》和《左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冯家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冯友兰
的教育，较正规地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功课。因课程较为轻松，冯友
兰在闲暇时还常阅读一些他父亲所藏的新书籍、新刊物，开始初步接触一些世界知
识。
    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
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
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
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
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
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
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
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
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
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
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
“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
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
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
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
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
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
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
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
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
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
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
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
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
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
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
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
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
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
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
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
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
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
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
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
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
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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