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同上)。这里,他把理与气相结合的运动过程(“流行”)称为“道体”,认为理和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相结合而派生出事物的。冯氏认为,存在的概念应当蕴含“动”的概念。他首先将“事物”与“存在”联系起来(“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然后赋予“存在”以“动”的内涵,认为事物的存在过程就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无极而太极”,即“无极”向“太极”的运动,此运动被看作是气依照理取得自身规定性而成为具体事物的过程。而“道体是总一切的流行”,因此,“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新原道》)。由此看来,“道体”从根本上讲,是指作为“形上”之动的所谓“无极实现太极的流行”,是一种脱离了物质的神秘的纯粹流变,是太极借助于无极衍生出事物的运动过程。 在新理学中,“理”是着眼于事物的性质,“气”是着眼于事物的存在,“道体”则旨在说明事物如何(或怎样)存在。因此,在冯氏看来,光有三者还不能形成“宇宙”。为了使其新形上学更加圆融,冯氏又提出了“大全”这个宇宙观念。何谓“大全”呢?按照新理学的逻
新理学家——冯友兰,标签:高中同步辅导,http://www.wenxue9.com
其气实现某理或某某理的流行。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同上)。这里,他把
理与气相结合的运动过程(“流行”)称为“道体”,认为理和气是在运动的过程
中相结合而派生出事物的。冯氏认为,存在的概念应当蕴含“动”的概念。他首先
将“事物”与“存在”联系起来(“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然后赋予“存在”
以“动”的内涵,认为事物的存在过程就表现为一个连续不断的动的过程,本质上
就是其气实现某理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无极而太极”,即“无极”向“太极”
的运动,此运动被看作是气依照理取得自身规定性而成为具体事物的过程。而“道
体是总一切的流行”,因此,“道体就是无极而太极的程序”(《新原道》)。由
此看来,“道体”从根本上讲,是指作为“形上”之动的所谓“无极实现太极的流
行”,是一种脱离了物质的神秘的纯粹流变,是太极借助于无极衍生出事物的运动
过程。
在新理学中,“理”是着眼于事物的性质,“气”是着眼于事物的存在,“道
体”则旨在说明事物如何(或怎样)存在。因此,在冯氏看来,光有三者还不能形
成“宇宙”。为了使其新形上学更加圆融,冯氏又提出了“大全”这个宇宙观念。
何谓“大全”呢?按照新理学的逻辑,既然每个理为某种事物之“极”,那么,众
理之全体便成了整个实际世界的“太极”,他说:“所有理之全体,我们亦可以之
为一全而思之,此全即是太极。”既然“太极”为众理之全,故又称为“大全”。
因此,他说道:“总一切的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的有。借用中国旧日哲学
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新知言》),此所谓“一切的有”,既
包括实际的有,也包括真际的有,这个“总一切的有”的“大全”,就是“哲学中
所说的宇宙”。但这个“宇宙”并不是物理学或天文学中所说的物质的宇宙,而是
“太一”或“大一”。从范围上讲,它大于实际世界;从逻辑上讲,他先于实际世
界。它是整个世界的本原。由此看来,同前面的理、气、道体一样,“大全”仍然
是形式的、逻辑的观念性存在,是将理世界与事世界通通包融于自身的所谓“哲学
中所说的世界”,其目的在于想依此而说明世界的统一性问题。
这就是冯氏构造的以“理”、“气”、“道体”、“大全”为中心范畴的新形
上学,它构成了冯氏“新理学”的哲学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这一套“不
着实际”的新形上学体系是通过怎么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呢?冯认为,建立形上学
的方法有两种:一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因是从正面提出“形上学”的观念,所
以又称为正的方法;一是直觉的方法,因是从反面表现“形上学”,所以又称为负
的方法。他自称,新理学的“形上学”是以正的方法为主兼采负的方法而建立的。
按照冯氏的解释,所谓正的方法,“是以逻辑分析法讲形上学,也就是对于经
验作逻辑的释义”,“其方法就是以理智对于经验作分析,综合及解释,这就是说
以理智义释经验”,这里所谓“逻辑底”,意思就是指“形式底”、“空底”、
“没有内容底”,它与科学方法追求的“实质底”、“有内容底”目的恰相对立。
因此,逻辑分析的方法又称为形式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突出特点在于:它说到
事实,“但对于事实,只作一种形式的说法,不能作一种积极的肯定”,而它在进
行概念推演时,又“只能从分析内容多的概念,推出内容少的概念”。也就是说,
正的方法,乃是一种“说到事实”,进行概念推论的方法。这种形式主义的正的方
法,正是新理学方法论的核心。而哲学或真正的形上学之所以要采取这种形式主义
的正的方法,乃是由哲学或真正的形上学的性质决定的。他说:“哲学乃自纯思的
观点,对于经验作理智底分析、总括及解释,而又以名言说出之者。”冯氏认为:
“哲学中之观念、命题,及其推论,多是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
(《三松堂全集》卷4)哲学的观念、命题和推论,对于实际并无所主张,无所肯定,
亦没有或甚少实际的内容。哲学的内容就是以涵盖一切之“共相”或“真际”为对
象。而对于“真际”或“共相”,也只形式地有所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因
此,哲学的或形上学的方法(即形式的正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囿于名词概念的逻
辑分析方法。
所谓负的方法,就是“讲形上学不能讲。讲形上学不能讲,亦是一种讲形上学
的方法”。他认为,没有讲“形上学”,不等于否认“形上学”,而恰恰是从反面
表显肯定了“形上学”。这种用直觉主义讲“形上学”,犹如画家“烘云托月”的
表现手法,“画家画月的一种方法,是只在纸上烘云,于所烘云中留一圆的空白,
其空白即是月。”这就是说,对于“真际”这样的本体界,“不能说它是什么,只
能说它不是什么”,而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则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因此,“负的
方法,在实质上是神秘主义的方法”。冯氏这里所谓“神秘主义”,无非是指肯定
有某些不能够完全为人们的思想所能把握,或者不能够完全为人们的语言概念所能
表达的存在或境界,也就是肯定某种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的存在。
冯氏认为,就总体特征而言,两种方法正体现了中西方不同的哲学传统,西方
哲学长于分析,正的方法占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崇尚直觉,负的方法则充分发展。
冯氏在新理学中两种方法的运用,目的在于体现其“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神,
并试图通过调解逻辑与直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来达到会通中西哲学的
目的,但他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在他的新理学中,逻辑分析的方法最终还是屈
从于直觉的方法,从而使新理学的方法论带上了浓厚的非理性主义的神秘色彩。
冯氏以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建构起来的这一套“不着实际”的形上逻辑体系,
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冯氏的回答非常明确:没在什么实际的用途和意义,唯一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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