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学家——冯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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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二、融会中西 构建新理学

新理学家——冯友兰,标签：高中同步辅导,http://www.wenxue9.com
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
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
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
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
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
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
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
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
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
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二、融会中西  构建新理学

                          划分四界  觉解新人格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
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
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
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
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
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
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冯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
但申明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
传统哲学为鹄的。尽管他也吸取、承继了名家、道家、玄学、禅宗等的“不着实际”
的哲学特色，但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却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这明显地体
现在他的本体论学说即“新形上学”中。他说：“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
几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新理学》）新理学的“形上学”
的逻辑结构，就主要表现以“理”、“气”范畴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系列概念、范畴
的逻辑安置。
    所谓“理”就是各个事物之所以为各个事物的依据，即他所说“某种事物之所
以为某种事物者”。如“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必因山有山之所以为山”。这
个“所以为山”就是“山之理”。总所有这些“理”就是“理世界”，也就是“太
极”。这个“理世界”之“理”是先于实际而存在的。在新理学中，“理”不但是
指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而且还是独立于实际事物之外的抽象共相，是“可离一件
一件底实际的事物而独有”的东西。但是，“理”怎么能离开事物而“独有”呢？
为此，冯氏又将理之“有”与事物之“有”区别开来：“‘有某种事物’之有，新
理学谓之实际的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
新理学谓之真际的有，是虽不存在于时空而又不能说是无者。前者之有，是现代西
洋哲学所谓存在，后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潜在。”（《新原道》）经过这
种“实际世界”与“真际世界”的二重区分，“理”就变成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动
静的永恒存在，成为决定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
    那么，“真际”的理又是如何表现为“实际”的事物的呢？为此，冯氏提出了
“气”的概念。所谓“气”就是指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基础。他说：“一切事物
所有以能存在者，新理学谓之气。”（《新原道》）但这个“存在”并不是指具体
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指这具体事物存在的基础。“气”和“理”同事物的关系是：
“理”是此物之所以成为此物的依据、规律，但此物能否存在却非“理”所能保证，
而必须靠“气”的可能性的存在；而“气”也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事物，它仍然只是
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存在，它对于事物是什么仍然没有决定意义，“气并不是什么，
所以气是无名，亦称为‘无极’”（同上）。他强调说，“气”是通过“对于事物
作理智的分析”而得到的一个“哲学底逻辑观念”，“此观念并不确指任何实际的
事物，而却可指任何实际的事物”（《新知言》）。因此，“气”不是物质一类的
东西，而属于精神性的范畴。这是“理”由真际见诸实际的契机，是事物存在所依
据的条件。因此，宗际的存在便是“理”、“气”不离，是“理”（太极）在“气”
（无极）中的实现。
    显然，冯氏对理、气范畴作了有别于程朱理学的新的解释。在朱熹那里，理、
气具有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意义区分，气是由理派生出来的物质性的东西。但在冯氏
这里，“气”的物质性被抽除了，“理”、“气”都是通过分析经验中的事物而得
来的共相，都是纯粹的逻辑观念。
    既然“理”、“气”不离，二者对于实际事物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那么，它
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结合而成实际事物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冯氏提出了“道
体”的概念。他说：“存在是一流行。凡存在都是事物的存在。事物的存在，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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