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
新理学家——冯友兰,标签：高中同步辅导,http://www.wenxue9.com
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
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
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
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
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
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
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
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
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
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
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
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
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
“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
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
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
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
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
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
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1923年，冯友兰学成回国，始任开封中州大学哲学教授，并兼任文学院院长。
1925年又到广州广东大学任教授。次年离开广东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
哲学史，同时还给美国人办的一所华语学校讲授《庄子》。在此期间，他的主要著
作是1926年出版《人生哲学》。此书前半部分基本上是他的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
比较研究》的中译本，后半部分《一种人生观》是他根据1923年冬在山东曹州省立
六中演讲人生哲学的讲稿整理扩充而成。冯友兰在后来回忆说：“在我的哲学思想
中，先是实用主义占优势，后来是新实在论占优势”（《三松堂自序》），他的这
种由实用主义到新实在论的思想转变，在《人生哲学》中就已明显地体现出来。在
这本书中，他自称持新实在主义观点，并力图把新实在主义同中国传统哲学结合起
来，这一思想在他后来建构的新理学体系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8年，冯友兰离开燕大到清华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兼任哲学系
主任。后来还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和文学院院长。在燕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任教的十年（1927—1937年），是冯友兰集中精力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时期。1931
年和1934年，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出版问世。该书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
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代表了3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的
最高水平。此书后来还被冯的美国学生卜德译成英文，成为现今西方人系统了解中
国哲学的为数不多的著作之一。在这部巨著中，他自称为“释古派”而与胡适的
“疑古派”相区别。他着力论证了儒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正统地位。这为他后
来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积累了思想材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在清华任教期间，冯友兰曾于1934年应邀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
学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哲学在现代中国》的学术报告。会后，他又通过
申请获准访问苏联。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探究事实真相的心理，踏上了苏联的国土。
冯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关于苏联革命后的情况，有人把它说成是天国
乐园，有人把它说成是人间地狱，我想亲自去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通过耳闻
目睹，他得出了如下结论：“苏联既不是人间地狱，也不是天国乐园，它不过是一
个在变化中的人类社会，这种社会可能通向天国乐园，但眼前还不是。”（《三松
堂自序》）冯生先的这种印象是比较真实而不带任何偏见的。他还通过横向比较，
得出了另外一种结论：封建社会“贵贵”，资本主义社会“尊富”，社会主义社会
“尚贤”。回国后，冯先生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两次正式演讲。一次是漫谈苏
联见闻；另一次是在北大哲学系，以“秦汉历史哲学”为题，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
义的某些思想为基本要素的“新三统五德论”，集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观点，这次讲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与不满。次年十月
底十一月初，他竟被国民党政府警方视作政治嫌疑犯予以逮捕、审讯。国民党此举
引起全国哗然，人们纷纷提出抗议。迫于全国的民主势力，冯在被关押、审查数天
后，遂被释放。对于这次事件，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书信中愤然说到：“安分守己如
冯友兰，且要被逮，可以推知其他了。”（《鲁迅书信集》）这次事件对冯的震动
也颇大，但他并未因此而与国民党决裂，而是选择了更加谨小慎微的道路。
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其新理学体系即在此间创制
而成。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清华大学被迫南迁。先迁往湖
南长沙岳麓山下，后又迁往云南昆明，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组成西南联
合大学。冯友兰任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同当时大多数学者一样，冯友
兰虽身处后方，却心系国事，常为中华民族之存亡而忧心如焚，感慨凄凉。在暂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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