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真切而朦胧的叙述胜于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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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桃花源记》：真切而朦胧的叙述胜于抒情 一，美在没有心理压力的理想境界文章的写作年代，大约是陶渊明晚年，他已经几次为官，又几次退隐。他觉得为官，委屈了自己，在退归林下以后，通过《桃花源记》把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加以美化。美在何处呢?第一,美在自然环境:美在桃花,美在流水。美在有一点神秘,：“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为什么是仿仿佛佛的呢？美就美在不是很清晰，美就美在别有洞天。第二,美在这里的小农社会, 生活安康、心情舒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美在安静自足。第三,安宁源自“避乱”(避秦时乱,与外人隔绝)这里”.避乱”的内涵，一是秦时之乱,二从秦到晋朝,至少还有两汉、三国、魏晋的战乱，一概不知。美不但在远离战乱，而且毫无感觉。第四,美在根本没有政府. 日子却过得很安宁.这一点在《桃花源诗》中,表现得更明确:“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根本就没有人来收税.当然就没有政府.这个和谐的社会,只是家庭的松散的集合.维系这种结合的,是一种乡土的、氏族的乡党、血缘关系(先世避秦之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美在摆脱行政管理。第五,美在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害的争夺，人情关系很是和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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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真切而朦胧的叙述胜于抒情

 

一，美在没有心理压力的理想境界

文章的写作年代，大约是陶渊明晚年，他已经几次为官，又几次退隐。他觉得为官，委屈了自己，在退归林下以后，通过《桃花源记》把自己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加以美化。

美在何处呢?

第一,美在自然环境:美在桃花,美在流水。美在有一点神秘,：“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为什么是仿仿佛佛的呢？美就美在不是很清晰，美就美在别有洞天。

第二,美在这里的小农社会, 生活安康、心情舒畅.(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美在安静自足。

第三,安宁源自“避乱”(避秦时乱,与外人隔绝)这里”.避乱”的内涵，一是秦时之乱,二从秦到晋朝,至少还有两汉、三国、魏晋的战乱，一概不知。美不但在远离战乱，而且毫无感觉。

第四,美在根本没有政府. 日子却过得很安宁.这一点在《桃花源诗》中,表现得更明确:“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根本就没有人来收税.当然就没有政府.这个和谐的社会,只是家庭的松散的集合.维系这种结合的,是一种乡土的、氏族的乡党、血缘关系(先世避秦之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美在摆脱行政管理。

第五,美在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利害的争夺，人情关系很是和谐. 对外人没有猜忌,没有戒备,来了外人,家家户户热情招待.美在人情纯朴。

第六，美在封闭。在临别之时却表示”不足为外人道也”,避免与外界交往.自给自足的美好生活。.

第七, 美在神秘不可寻。这样美好的境界，是神秘的：无心轻松可遇,有心相求则不可得.刘子骥,实有其人,晋书《隐逸传》有记载：“晉桓温之弟冲,為刺史.處士劉麟之為長史,不肯屈.冲親徃迎.。”把这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刘麟之，就是刘子骥，把他抬出来，强调其真实可靠；但是，就是这个刘子骥,也没有重新进入世外桃源。

第八，美在从容自如的心态，在这么新异的境遇中，没有显著的激动。这一点，在讲到文章的语言风格时细说。

《桃花源记》的独特的美就世外桃源的理想的美。如果光是扑朔迷离，这个理想就可能不太可信了。与扑朔迷离相对的是，它美在把理想境界写得真切生动，是真切生动与扑朔迷离与真切的统一，又是偶然亲历与不可重现的统一。这种美的境界不但有现实的价值，而且有历史的价值。

首先，当然是社会政治方面的，诗人在《归田园居》中说得很明白：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椋，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这是诗的语言，把它翻译成散文，就成了《桃花源记》中的：

 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这还只是理想的一半，环境的理想，还有另外一半，那就是一种人生理想，也就是一种精神的状态。这种境界，带着虚无飘渺的神秘的性质，不是语言所能穷尽的，陶渊明在《饮酒》中说：“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在散文里，这种世外桃源也是：其中有真意，欲觅即杳然。这是因为，这种理想毕竟有点像今天所说的乌托邦的情调。但是，却经受了一千多年的时光的汰洗，成为不朽的经典，就是因为，这并不是陶渊明一时的空想，而是有着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的渊源的。这一点在《桃花源诗》中表现更为明显：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显然和相传尧时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于我哉”有着内在的联系，而“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则蕴含着《老子》的“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路。这就说明，这种乌托邦式想像，不完全是个人的空想，而是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理想。

当然，陶渊明并非消极地继承，相反，有所发展。其一，他把原始的民歌和老子的朦胧的、虚无的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扬弃了老子那种反对技术文明进步(雖有舟轝無所乗之)，倒退到“结绳记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的蒙昧性；其二，在老子那里“小国寡民”毕竟还有“国”，在陶渊明这里，“国”的成分淡化了，一个和谐社区就足够了；其三，陶渊明把这种乌托邦精神化了。这不但是一种社会理想，而且是一种人生理想，一种精神的境界。不但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而且人与自然之间也和谐相处。“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这就是他所怀恋的“旧林”。其精神生活，归根结蒂就是一句话，自然。也就是自由、自在、自如，不但没有外在的压力，而且没有内心欲望的压力。他反抗世俗欲望的压力，拒绝“心为形役”(《归去来辞》)，其最高境界就是“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劳智慧”，就因为心里有压力，“心为形役”就是自找苦吃，就是陷入“尘网”，人生就像笼中鸟(“羁鸟”)一样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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