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真切而朦胧的叙述胜于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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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桃花源这么理想的、自由的境界，为什么不可复入？表面上很神秘，不可知。在文章的深层，却有一点线索。这个境界，本来就是美在封闭，美在不与外人交通。而那个渔人,违反了桃花源中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准则,一出来,就向官府报告,这就犯了大忌。人家就是要没有官员的无政府状态才理想,一经官府参与,理想的境界就消解了。可能还有陶渊明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美好的理想境界,无意得之轻而易举,有意去追求，就是劳智慧了，用心思了，就与理想矛盾了。当然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二，朴实无华的从容叙述 《桃花源记》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其思想，而且还因为其语言风格的独创。这种风格是充满情感的，但又是心情特别平静而且语言特别简朴的。表现理想境界，不强调激情，突出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这就决定了语言上，回避形容与渲染，不用感叹和夸张。描述美好的环境和氛围，全文有三处：第一处，是桃花源的发现，全是叙述，几乎谈不上描写。就是点题的“桃花林”，也只是：“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其中“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是整体的概括性叙述，“芳草鲜美”也只是一种印象，并无描写所特有的细节。勉强称得上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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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这么理想的、自由的境界，为什么不可复入？表面上很神秘，不可知。在文章的深层，却有一点线索。这个境界，本来就是美在封闭，美在不与外人交通。而那个渔人,违反了桃花源中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准则,一出来,就向官府报告,这就犯了大忌。人家就是要没有官员的无政府状态才理想,一经官府参与,理想的境界就消解了。可能还有陶渊明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美好的理想境界,无意得之轻而易举,有意去追求，就是劳智慧了，用心思了，就与理想矛盾了。当然就只能是缘木求鱼了。

 二，朴实无华的从容叙述

 《桃花源记》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其思想，而且还因为其语言风格的独创。这种风格是充满情感的，但又是心情特别平静而且语言特别简朴的。表现理想境界，不强调激情，突出的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这就决定了语言上，回避形容与渲染，不用感叹和夸张。描述美好的环境和氛围，全文有三处：第一处，是桃花源的发现，全是叙述，几乎谈不上描写。就是点题的“桃花林”，也只是：“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其中“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是整体的概括性叙述，“芳草鲜美”也只是一种印象，并无描写所特有的细节。勉强称得上描写的也就是“落英缤纷”但也是嘎然而止，并未衍生出细节系列来。第二处，是桃花源里的景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仍然是概括的罗列，连田畴、池塘、桑竹的方位、形状、色彩都没有，特别是“之属”相当于等等，完全是交代而不是描写。第三处，最为关键的，桃花源里人家的生活：“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如孤立地看，不易觉察陶渊明的语言功力，只要拿同样写桃花源的文章来对比一下，就一目了然了：袁中道《再游桃花源》：“至桃花洞口。桃可千余树，夹道如锦幄，花蕊藉地寸余，流泉汩汩。溯源而上，屡陟弥高，石为泉啮，皆若灵壁。”[1]袁氏对桃花和岩石的描绘用了这么多的形容，流露出这么强的激情，显然和陶渊明在文风上是不同的追求。陶渊明的工力就是以朴素的语言和平静心态取胜，就是写人物，也是一样。先是强调不和外人相同：(“悉如外人”)然后突出与外人相异：“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老老少少，话得挺滋润。这种概括的叙述的动人处在于，突出了与外人最大的不同是，远离战乱，不受外界政权更迭之苦难，桃源美，更美的是“世外”。世外的封闭之美，就美在“远离战乱”，这是全文意脉的核心，主题所在，一般是要大笔浓墨抒写一番的，然而，仍然是极其简略的叙述。至于写到桃花源中人氏对这个武陵人的热情款待：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

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

 本来是动了感情的，第一处是：“乃大惊：第二处是：“皆叹惋”。但是陶渊明面对这种“大惊”和“叹惋”，并不跟着激动起来以抒情的语言渲染，仍然是从容不迫，继续平静地叙述。

问题在于，这样简朴的叙述为何能在千年以后，仍然具有感染读者的魅力？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叙述不但比袁中中道的《再游桃花源》的描写把抒情更动人，就是比陶渊明自己的《桃花源诗》的抒情也更为动人。这种叙述究竟高明在何处呢？

关键是《桃花源记》的叙述，以特殊的情节取胜。完整的情节，是由悬念的“结”，到高潮的“解”构成的。在“结”与“解”之间，有一种因果。福斯特曾经在《小说面面观》中把情节和故事的区别说得很通俗：国王死了，随后王后也死了，只有时间上的连续性，没有因果关系，就只能是故事。而国王死了，王后接着也死了，原因是郁闷而死，有了因果性，这就是情节了。但是，《桃花源记》里的情节经历两次曲折，第一个，发现世外桃源：美好的环境加上美好的人际关系。这种发现，陶渊明强调纯属意外，完全是偶然的，是一种没有原因的结果。第二个曲折，明明亲身经历的，回来还做了标记(便扶向路)，却找不到了，也是没有原因的，寻找的人很快死了，更是没有原因的。这就使得这个情节，显得很独特，很神秘。迷离恍惚。而这种神秘，正恰当地表现了陶渊明乌托邦式的理想的虚幻性。虚幻的因果与虚幻的理念结合，套一句老话，叫做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空想的神秘和理想的真诚，是陶渊明面对的一个矛盾。难得的是，他居然为这个矛盾找到了这样特殊的情节形式，以写实的叙述把飘渺的想像说得很逼真，显示着陶渊明式叙述的功力。

叙述一开头，就点明，具体的时间，是晋太元年间，又叙述主人公是武陵人。为什么要这样具体呢？这是为了突出写实性。本来这种理想境界，有超越现实的性质，故有意强调其可信性。除了年代，皇帝的年号，籍贯是最雄辩的。在农业社会，一家一户依附于土地，人可以搬家，祖祖辈辈出生的土地不能移动，人和土地的联系是长期不变的；要说明人的可靠性，往往就以其籍贯为证。这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古代文章的惯例。文章后面，写到有人对桃花源有探究的兴趣，就加上籍贯：“南阳刘子骥”正如.《醉翁亭记》中，最后提到自己是”庐陵欧阳修也。”.

强调时间人物的可靠性,是文章的一个方面.但是，情节毕竟是虚幻的，不能太坐实，故陶渊明又在另外一个方面，强调地点的不确定性。

先是,这个以捕鱼为业的人,就在自己作业的地方,意外地、偶然地遇到桃花夹岸的景观.,居然,不知到了何处(忘路之远近)，更奇异的是,原来说是”缘溪行”.一般说，在汉语中，行，就是走，特别后面还有一句“忘路之远近”，这个“路”字，在一般语境中，也是陆上的路。二者构成语境，顺理成章，就是渔人，在陆路行走。可是，可后来，发现了洞口,突然来了个“便舍舟”.走路变成了行船.读者这里，在狐疑中，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理解，原来前面的“行”，不是行路，而是行舟，忘“路”之远近，也不是陆路，而是水路。写作以文从字顺为基本原则，目的是让读者减少理解的难度，语义，包括字面义和隐含义以高度统一、自洽为上，如不充分自洽，联想义有矛盾、错位之处，就可能表面字义上是“顺”，但在联想义上读者却不顺，不能达到因顺而“从”的境界，顺而不从，就不能不被迫回观前文，修正初始理解，这就是为难读者，减少阅读的愉快。这一点，光凭经验就能不言自明。陶渊明之所以作这样的冒险，就是因为他太追求简洁了。在精练的修辞效果上，太苛求自己了。硬是不舍得在“缘溪行”后面或者前面，加上一个“舟”字。当然，也可能这并不是大家的小失误，是他有意强调，桃花源的美景太玄妙了,渔夫看得有点迷迷糊糊罢.造成一种忘记自己是行舟还是步行的感觉。同时又是为了让后来那个性刘的找不到路作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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