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朦胧诗”的论争 (二)

概要：项南逝世以后好几年，在内地还不能公开纪念，只能在香港出自一本《人民公仆项南》，那里收了我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道无常，有作为的人往往比庸人更容易受伤。他是福建省解放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位书记，然而却在离任的时候，受了党内的处分。当历史错误地对待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间证明这是不公平的时候，历史却并不对他道歉。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写过：早发的真理之花，往往孤独的凋零。然而项南并不孤独，福建人民早在心中，替他平反了。 尽管有项南像硕大无朋的榕树庇护着我，仍然有些人士不甘心。大约是年底，教育部来了一个女士，是一个刊物可能是叫做《高教战线》的编辑，说是在我们学校驻了一个礼拜了。想让我写一篇再认识，条件很宽松，可以不提“崛起”，就是讲讲新的认识就行。出于多次运动的经验，对于在报刊上发表检讨文字极其警惕，但又不能硬顶。就用搪塞的办法糊弄她。我答应写文章。她说，应该在一月五日交稿。因为十日要发稿。我说，可以。我想等她回到北京，她就没有办法指挥我了。一月五日她的信来了，催稿。我只好狡猾地编造谎言：不能把稿子给你，原因是文艺报也向我约稿，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时候都可

项南逝世以后好几年，在内地还不能公开纪念，只能在香港出自一本《人民公仆项南》，那里收了我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天道无常，有作为的人往往比庸人更容易受伤。他是福建省解放以来最得民心的一位书记，然而却在离任的时候，受了党内的处分。当历史错误地对待一个人物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但是，当时间证明这是不公平的时候，历史却并不对他道歉。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写过：早发的真理之花，往往孤独的凋零。然而项南并不孤独，福建人民早在心中，替他平反了。

尽管有项南像硕大无朋的榕树庇护着我，仍然有些人士不甘心。大约是年底，教育部来了一个女士，是一个刊物可能是叫做《高教战线》的编辑，说是在我们学校驻了一个礼拜了。想让我写一篇再认识，条件很宽松，可以不提“崛起”，就是讲讲新的认识就行。出于多次运动的经验，对于在报刊上发表检讨文字极其警惕，但又不能硬顶。就用搪塞的办法糊弄她。我答应写文章。她说，应该在一月五日交稿。因为十日要发稿。我说，可以。我想等她回到北京，她就没有办法指挥我了。一月五日她的信来了，催稿。我只好狡猾地编造谎言：不能把稿子给你，原因是文艺报也向我约稿，他们的条件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并没有限定时间。她马上回信，请示了领导，我们也和文艺报一样，不限定时间。但是，最好不要拖过一年。我就没有再回信。让她去望穿秋水吧。

过了一年，福建省文联的一些人士可能觉得我在三个“崛起”中，太便宜了，又派了一个人来，此人是我福建师大的同事，特地问我，对于批评有什么新的想法，我一听，就知道，又来让我作检讨了。虽然我知道，这位同事，不过是奉命行事，但是，我觉得没有很必要跟他讲客气话，我说：我的文章，是在北京发表的，如果我要消除流毒，也不会在福建。福建省文联的领导何必这么多操心呢？此一看苗头不对，满脸赔笑，走了。

几件后事：

1985年，作家协会四次代表大会，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作协和文联的工作报告，都已经起草好了。两个报告中，都有批判“三个崛起”的内容。但得知胡耀邦主持中央的祝词中提出关“创作自由”。有关方面连夜加以修改，文联报告把批判三个崛起的文字全部删节了，作协也作了删节，可是只留下对我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批判，可能是觉得，“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不能轻易放过吧。结果在会议上，遭到反对，我听说，吴祖光，说，为什么只提对孙绍振的批判？这不是欺侮人吗？他还直接批评诗人朱子奇，主持过批判工作，到了会上，却潇洒得很像没事人一样。

那以后，我在一个会上，遇到邹荻帆，他马上向我道歉，说，那个按语，是他在医院加上去的。我因为知道内情，决策的并不是他，故说，我对你没有多大意见，只是对柯岩同志在西南师大那种制造政治上紧张空气的作风有很大的意见。

多少年后，大约是1998年，全国作家协会开会前夕，当过文联党组领导和《文艺报》主编的郑伯农在北京的要当选代表，却成了问题，有关方面就把他划归家乡福建来选举。在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团讨论，大家都说，这是你的老冤家，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说，他当个代表，代表他那种思想的流派，应该支持，宽容一些。又有人问，要给他多少票呢，要不要给他一点难堪，勉强过半。我说，算了，好人做到底，给他全票。结果他就全票当选了。

非常遗憾的是，项南在福建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是如此坚决在庇护了我。直到他去世前夕，我到北京参加过几次作家代表大会，也不知道项南家住何方，没有想起去拜访。后来，听去拜访他的朋友说，他还记得我。从朋友那里知道项南庇护我的全部情况时，已经是他过世以后了。今天想起来，当年未去项南家拜访的遗憾永远也不能弥补了。

最后，我还要提一下，贺敬之，在四五年前，武汉大学开了个他的诗歌讨论会，我的博士生余岱宗去参加了这个会议。回来对我说，贺敬之在会上说，他对朦胧诗是很支持的，对舒婷等年青诗人，是很欣赏的。我听了大笑。余岱宗对此不甚理解，我就给他痛说了一番邹荻帆令人肃然起敬的诚实。他莞尔而笑，额手称庆。

[1] 孙绍振《道德忏悔和历史反思》，《文艺争鸣》，200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