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朦胧诗”的论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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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艾青的恼火，可能和我多少有些关系。贵州大学那时出了一本油印的小本子《崛起的一代》。把一些年长的诗人都骂得很凶。有一篇是《致艾青的公开信》，其中有一句是：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要在我们队伍里挤，不然，就把你揪到火葬场去。我当时，看了一笑。觉得，这是出出气的。就没有说什么，在他们点名骂的那一大批中年以上的诗人中，我比较偏爱李瑛，就去信让张嘉彦把李瑛的名字去掉。后来，骂艾青的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诗歌界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开了。艾青的火气，可能就是从这而来。不过，艾青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文章发表之时，《诗刊》一个有地位的女士，写信给舒婷，意思也是这样，你的诗是好的，但，这些崛起理论家，名为青年诗人辩护，实际是为了自己崛起。后来，甚至传出这句话是舒婷说的，我绝对不相信。这里，我不得不说，在当时，艾青的思想，有点跟不上。就在我们去大庆鞍山的时候，我们得知，蔡其矫把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那些潜在写作，拿给他看，他说，你这样的东西，只能拿到地下刊物上去发表。他的态度是保守的。至于蔡其矫，在文革后期说的：“新诗就是给贺敬之、郭小川搞坏的。”他更无法想像了。我最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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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青的恼火，可能和我多少有些关系。贵州大学那时出了一本油印的小本子《崛起的一代》。把一些年长的诗人都骂得很凶。有一篇是《致艾青的公开信》，其中有一句是：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了，不要在我们队伍里挤，不然，就把你揪到火葬场去。我当时，看了一笑。觉得，这是出出气的。就没有说什么，在他们点名骂的那一大批中年以上的诗人中，我比较偏爱李瑛，就去信让张嘉彦把李瑛的名字去掉。后来，骂艾青的那句刻薄的话，就在诗歌界一些人士中间流传开了。艾青的火气，可能就是从这而来。不过，艾青的话，可能并不完全是他自己的。我得知，在批判我的文章发表之时，《诗刊》一个有地位的女士，写信给舒婷，意思也是这样，你的诗是好的，但，这些崛起理论家，名为青年诗人辩护，实际是为了自己崛起。后来，甚至传出这句话是舒婷说的，我绝对不相信。这里，我不得不说，在当时，艾青的思想，有点跟不上。就在我们去大庆鞍山的时候，我们得知，蔡其矫把他在文革期间写的那些潜在写作，拿给他看，他说，你这样的东西，只能拿到地下刊物上去发表。他的态度是保守的。至于蔡其矫，在文革后期说的：“新诗就是给贺敬之、郭小川搞坏的。”他更无法想像了。我最初，也不理解。但这句话一直留在我心里，直到读了更多舒婷和北岛的诗，才体悟到，他们的政治抒情诗就是那种概念化的“时代精神的号筒”，而把诗写得那么长，就取消了情感的精致和语言的微妙追求。我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所说的，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大抵就是发源于此种思考。

至于程代熙的文章发表出来，反应如何，我没有第一手材料。只是我们学校的李联明先生告诉我，在一次文艺理论的学术会议上，他遇到了程代熙。程问起我的情况，李告诉他，孙绍振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是支持的，甚至还有女孩子爱上了。程代熙说，可是我收到的全是骂我的。

过了许多时间，我才从一个同学那里知道，批判我的来龙去脉。

《诗刊》退稿，是在一九八零年底，第一次“反自由化”已经决策。有权威人士（陈云）指出，文艺界自由化，《人民日报》上太多消极的东西，报刊要清理。胡耀邦全力减压。说八零年十二月以前，就不要算账了。从八一年开始吧。那时，电影界已经挂上号的是白桦的《苦恋》。《解放军报》等都发了严厉的批判文章。我的《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还没有发表。但是，一个领导人物（贺敬之），在中宣部文艺主持了一个会，把我的文章的打印稿，拿出来，表示问题比较大了。青年诗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倾向。不能让它形成自觉的理论。因而要展开评论。会议规格很高，都是一方权威报刊或部门的领导，计有：《人民日报》的缪氏（俊杰），《文艺研究》的闻氏（山），《文学评论》的许氏（觉民），《文艺报》的陈氏（丹晨）。陈丹晨说，孙绍振是我的大学同学。贺敬之不解，年龄也不对呀。可能我在南宁的发言，被一些人士漫画化，他把我当成抢话筒的红卫兵。陈丹晨说，自己是调干生，工作过几年，故年龄大一些。而孙是中学生考上来的。参加会议的，还有《诗刊》的负责人邹荻帆。会上的人士都认为我的文章有问题，闻山情绪还十分激烈。但是，都不主张用大批判的办法，故云“讨论”。但是，邹氏表示为难，说，此文已退稿。主持会议的领导，沉吟着说，那还是想法把稿子要回来。

这就是我从来不怪《诗刊》编辑写信给我，让我把稿子寄回去的原委。

当时，有关人士对讨论可能是有几分真心。不久以后，我接到丁力、宋垒两位朋友的书信，说因为想在中央音乐学院办一个文学方面的专业，到了中央宣传部。那位领导人士问他是不是认识孙绍振。他们说认识。他就让丁、宋二位带口信给我，说，这是讨论。我们党不会像过去那样，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了。此时，由于《人民日报》的按语，福建师大党委七上八下，不知什么路数。通过我的朋友来了解情况。我就把丁力、宋垒的信奉上。党委觉得问题并不如想像的那么严重。后来《红旗》杂志的柯蓝来到福州。在谈话间，问到了我的情况。他说，孙绍振的问题，虽然不是政治问题，可是是文艺思想中的政治问题。

《诗刊》当时还特地写信说，我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人民日报》理论组的马畏安来了信，说，你可以发表不同意见。我对他们提出，要平等。程代熙一万字，我也一万字。并且不得在我的文章上再加按语。我在北京的支持者要看清样。《诗刊》一个有一点资格的编辑（不是朱先树）回答说我“未能免俗”，这句话，使我觉得，这位编辑是真正的丈二金刚，我个子太矮，三十八年来，至今摸不着头脑。后来马畏安就不理睬我了。据陈丹晨告说，他们对我的态度感到“很厌恶”。当然，我对他们的感觉，可能程度更甚。

当时老同学江枫，出于义愤，要求为文辩论。后来他的文章，在《诗刊》发出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指出程代熙的硬伤，连艾略特放逐个性的主张都不知道。读到此文的公刘称赞江枫是少有“古道热肠”。其它省市一些文艺刊物，不少起哄参与了围攻。不过，毕竟和文革大批判不同了，不是一味攻讦，有时多少夹着一些温和客气语言。如《雨花》上的文章：其中有一句：孙绍振的文章，也有深思熟虑的东西等，但是，所以这些文字，都不能改变行政权力单方面压制的性质。

按照当局的规定，我们单位应该派一个常委负责同志和我谈话。但是，没有人愿意来。过了很久，来了一个，据说在省委党校教过书的。他似乎在马列文论方面并不内行。连马恩反对“席勒式的单纯的时代精神的号筒”都不甚了了。没有办法，权力与智慧不相称。

按照惯例，我《人民日报》都批评了，我们学校应该有人为文批判。由一个副校长出面请我校文艺理论权威李联明先生为文。李的回答很精致：“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当时周扬作为宣传部的首长，处境不好，路过福州，开了一个处级文艺干部的座谈会。我是一个小小的讲师，本没有资格参与。周扬点名要我去。会上我发言表示，现在就说我有错可能为时过早。程代熙说我受了叔本华（当时名声很差）的影响，这是文不对题。与其说我受了叔本华的影响，不如我是受了周扬的影响。我说，在1958年听周扬的《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报告，我的目的就要以我们的美学标准来衡量诗歌。我的这番话，完全是不识时务。后来才知道，这样的话，只能给当时备受压抑的周扬帮倒忙。但周扬似乎很有修养，很沉着。一开头就平静地说，我的文章他看了，觉得我“很有诗的秉赋”。不过作为共产党员，他不能不说，我的文章，是列宁说的那种“精致的唯心主义。”会后，周扬和我握手，一个中年干部拍我的肩膀，说：“你以后有什么问题，可来找我。”我看看此人，并不认识，就也拍拍他的肩膀，说“同志，你哪个单位的？”。旁边有个干部模样的人，忍着笑说，这是黄敏同志。我不知道黄敏是何许人物。直到回来以后，才知道，是省委常委，宣教口负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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