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朦胧诗”的论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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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1] 这次发言相当震撼，前一天，丁力嗓子都争哑了。听了我的发言，他说，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话说了。而对朦胧诗一直持保留意见的诗人丁芒（据说，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三次离婚），听得都哭了。这次会议，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原来是《诗刊》的理论组的活动，这次，来听会的增加了柯岩和邵燕祥等领导。邵燕祥支持我们，但是他似乎不便发言。有人说我说话走火了。可是当时还很年青的高洪波说，这算什么，中央的理论务虚会上，还有比之更为激烈的。后来，《诗刊》资深编辑吴家瑾约我写稿。起初，我并不想写。说我已经写过了。恰好，《福建文学》在福州又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这次舒婷也参加了。就在这个会上，《福建文学》的魏世英先生把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徐敬亚的“诗歌札记”，收集了一组，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后来发表在该刊上）。我一看就十分激动，就从会议上偷偷溜回去，写了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初题目前面还有两个字“欢呼”。但不久便被《诗刊》退了回来。还有一封信，说：你的文章很好，但是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建议你分别写成文章发表。这是很礼貌的退稿语言。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诗刊》让一个年青的理论编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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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发言相当震撼，前一天，丁力嗓子都争哑了。听了我的发言，他说，你这样说，我就没有话说了。而对朦胧诗一直持保留意见的诗人丁芒（据说，他三次被开除党籍，三次离婚），听得都哭了。这次会议，还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原来是《诗刊》的理论组的活动，这次，来听会的增加了柯岩和邵燕祥等领导。邵燕祥支持我们，但是他似乎不便发言。有人说我说话走火了。可是当时还很年青的高洪波说，这算什么，中央的理论务虚会上，还有比之更为激烈的。

后来，《诗刊》资深编辑吴家瑾约我写稿。起初，我并不想写。说我已经写过了。恰好，《福建文学》在福州又开了一个诗歌讨论会，这次舒婷也参加了。就在这个会上，《福建文学》的魏世英先生把舒婷、顾城、梁小斌、杨炼、徐敬亚的“诗歌札记”，收集了一组，打印成一个小册子，（后来发表在该刊上）。我一看就十分激动，就从会议上偷偷溜回去，写了那篇《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最初题目前面还有两个字“欢呼”。但不久便被《诗刊》退了回来。还有一封信，说：你的文章很好，但是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建议你分别写成文章发表。这是很礼貌的退稿语言。可是过了一个月左右吧，《诗刊》让一个年青的理论编辑给我写信，说是，你的稿其实很重要，我们觉得还是发表比较好。请我把稿子寄回去。此时，我也说不好自己是傻还是聪明，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劲，是不是要批判我啊？我把稿子的主要观点，写在一封信里，寄给谢冕，让他把关，如果有重大问题，就给我来信，没有问题，就算了。过了一些天，谢冕没有来信。我想，他大概是觉得没有问题。就把自己稿子里最直率的话都删了，给了《诗刊》。后来，我得知，《诗刊》那个挺有地位的女诗人（柯岩），看了修改的稿子，对张炯说，你们那个孙绍振“缩回去了”。在1986年，鲁迅文学馆筹建的时候，向我征集手稿。有多少他们都要，但，我只给他们那个原稿。

不久以后，刘登翰收到张炯的短信：“孙猴的文章被诗刊加了按语。要批判。”这是通风报信的意思。很多人后来对张炯不满，我一直对这位老同学，在人品上，怀着敬意。他虽然已经是官方人士，但是，敢于冒这个风险，难能可贵。我当然有些紧张，就写了信，给《诗刊》，说是，文章要修改，请他们把稿子退回。但是，他们回信说，刊物已经付印，“为避免重大经济损失”，就不退回了。这时，我又得到在鞍山文联工作的殷晋培同学的来信，他在北京参加一个理论学习班，得知要批判我，叫我小心。但我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等到三月号的《诗刊》出来，我才看到在我的文章前面，有一个挺有倾向的按语。程代熙的批判文章，在同一期刊出。名为“讨论”，可是被批判的文章还没有发表，批判的文章已经写好了。后来，我知道，他挺得意地说过，是敬之写了条子给他，让他写的。

差不多在同时，《人民日报》刊登了程代熙的文章摘要和《诗刊》的按语，《红旗》杂志也有文章，对我进行批判。看到《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的当天，我走在去课堂的路上，心里忐忑不安。从上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章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学生。但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学生们竟全体起立，为我鼓掌。令我有热泪盈眶的感觉。接着，出乎意料的是，不断收到读者支持的来信，当时还很年青的吴思敬说，他气乎乎地跑到《诗刊》去抗议。谢冕从《诗刊》上看到我的文章说：他们受不了，光是那第一段，他们就受不了。我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在历次思想解放运动和艺术革新潮流中，首先遭到挑战的总是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受到冲击的还有群众的习惯的信念。当前在新诗乃至文艺领域中的革新潮流，也不例外。权威和传统曾经是我们思想和艺术成就的丰碑，但是它的不可侵犯性却成了思想解放和艺术革新的障碍。它是过去历史条件造成的，当这些条件为新条件代替的时候，它的保守性狭隘性就显示出来了，没有对权威的传统挑战甚至亵渎的勇气，思想解放就是一句奢侈性的空话。在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摩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

 

当时，主流的话语是，传统是革命的、群众是英雄的，领袖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我却说，传统是狭隘的保守的，不但不能顶礼膜拜，相反要“挑战甚至亵渎”，那些靠几句语录吃饭的人士，当吃不消，受不了。程代熙硬把我往叔本华身上挂，其实，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读过叔本华。我当时醉心于西方自然科学史，读了不少“科学学”著作。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在我后来的学术论文中，有明显的科学主义的追求，源头就在这里。在我写作《欢呼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的时候，桌子上就有一本杂志，叫做《潜科学》，是专门发表从草创科学到成熟科学的论文的。就是在自然科学史中，我得知科学观念的突破，从来就不指望老权威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承认，只能等到老权威死亡，才可能获得胜利。这就是我的文章中用了“亵渎”这样的字眼的原因。

我这样的痛快淋漓的文风，可能是年青人特别喜欢的。有一个大学生来信说，我读你的文章，激动得要流泪。读程代熙的文章，却愤怒得要冒出火来。贵州大学学生张嘉彦和工人诗人黄翔，甚至还说，如有不测，可以到他们那里“避难”。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北大女同学宣布爱上了我。还寄来了照片。我说，我已经结婚了，有了孩子。可她说，爱不爱是我的权利，接受不接受是你的权利。她从孙玉石那里弄到我和女儿的照片，还认真考虑过到福州来工作。在文艺界上层，当然也引起了反应，听说，陆定一，在我的文章上，批了四个字：“不可多得。”当时，我的感觉，这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的缩略语。今天看来，不一定很准确，很可能有赞赏的意思。一向扶持我们的徐迟，他也写过引起侧目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八月份路过福州，请何为陪同，来到福建师大来看我，他对批判之类表示不屑。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在《文汇报》上，出现了艾青批判崛起的文章，主要意思是，崛起理论，表面上是为了青年诗人的崛起，实际上，为了他们自己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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