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曹操现存的散文140篇；曹丕写有《典论》五卷、20篇，现存的赋有30篇左右，剩下的是些书信、诏令；曹植的文学创作量是“三曹”中最大的，远多于乃父、乃兄，而且广涉各种文学品类。父子三人的文学质量，无论是文胆、文识还是文采，真是可作“一代不如一代”论。论诗，曹操的叙事诗《蒿里行》拔了尖，抒情诗《观沧海》夺了冠，感怀诗《短歌行》盖了帽儿。那思想之深沉，情感之博大，文采之才气，都是两位“犬子”不及的。散文中的那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行文既敢说又会说，一星儿小家子气也没有。曹丕没有曹操的大气，但毕竟有《典论》一部在，文见和文识都不可小看。至曹植，小家子气已很醒目，向“纯文人”过分趋近。最有名的《洛神赋》其实是最没看头的，论社会思想近乎没有，论文采洋洋又不及司马相如某些大赋的恢宏，为玩辞采而玩辞采而已。由魏至晋，至南北朝，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清代赵翼语)，那个“幸”也大都表现在“文”越来越趋于“艺”，政见、世见、文见日益淡化，对文人情肠、文墨色泽日益看重，也“玩”得越来越漂亮，这当然也是一种成熟——文采上的成熟，骈文的出现和行时是必然的。在这群以才子见称的大名家中，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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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现存的散文140篇；曹丕写有《典论》五卷、20篇，现存的赋有30篇左右，剩下的是些书信、诏令；曹植的文学创作量是“三曹”中最大的，远多于乃父、乃兄，而且广涉各种文学品类。父子三人的文学质量，无论是文胆、文识还是文采，真是可作“一代不如一代”论。论诗，曹操的叙事诗《蒿里行》拔了尖，抒情诗《观沧海》夺了冠，感怀诗《短歌行》盖了帽儿。那思想之深沉，情感之博大，文采之才气，都是两位“犬子”不及的。散文中的那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行文既敢说又会说，一星儿小家子气也没有。曹丕没有曹操的大气，但毕竟有《典论》一部在，文见和文识都不可小看。至曹植，小家子气已很醒目，向“纯文人”过分趋近。最有名的《洛神赋》其实是最没看头的，论社会思想近乎没有，论文采洋洋又不及司马相如某些大赋的恢宏，为玩辞采而玩辞采而已。
由魏至晋，至南北朝，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清代赵翼语)，那个“幸”也大都表现在“文”越来越趋于“艺”，政见、世见、文见日益淡化，对文人情肠、文墨色泽日益看重，也“玩”得越来越漂亮，这当然也是一种成熟——文采上的成熟，骈文的出现和行时是必然的。
在这群以才子见称的大名家中，应依次推举为三位：陶潜、刘勰、庾信。陶潜虽然钟于“隐逸情致”，但毕竟有老庄余脉，立意超脱，且行文清雅；刘勰虽然很重语言雕饰，已有骈文雏型，但毕竟不乏对文学的卓见，兼之文墨功力出色；庾信虽然在政见上、情感上有病态感，但在文蕴文采上已达到十分成熟而多彩的地步，乃至创造了“庾信体”。他那一篇《哀江南赋》，全文3376字，是中国少见的“骈体赋”长文。尤其是他为此写的《序》中，也是上品，文采亦佳。
《哀江南赋》中的抒情、叙事、写景浑然一体，又几乎句句含典而无痕迹，堪称卓绝。如“日暮途远，此身何处。将军此去，大树飘零”，如“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乃至连仅仅写景的“雪暗如沙，冰横似岸”，也在艺术上无愧于名文。
我把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散文的无序期，有褒义也有贬义。褒义为文采、辞采、情采的多元化，形式五花八门；贬义指思想内涵大多流于浅、散、淡，当然个别的除外。
五 散文的成年期
散文也像一个人一样，幼年少年短，老年暮年也短，最长的是成年(包括青年、壮年)。
中国的散文，自唐宋起至明清，再至“民初”，直至“南社”时期、“五四”时期、“三十年代”时期，都可称为成年期。不过，它的发育高峰是唐宋。唐代的那场以韩柳为旗帜的“古文运动”，使中国广义的散文确实走进了一种“成年式活跃”、“成年式生动”——既有理性的成熟，又有风采上的秀丽。不过恕我直言，韩与柳相比，更可爱可敬的是柳，韩则多一点道学气、庙堂气、正统气，他那《原道》、《原性》，以及他的短文如《师说》和给某些人的“信”、“序”，是否太“正经”了?而柳则不同，也许由于政治命运不佳的原因，你看他写的政论文《非国语》、《六逆论》，叙事兼杂议的《捕蛇者说》，以及写老百姓兼之阐扬世理哲理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乃至纯属山水游记式的《小石城山记》等，都写得既深奥又平民，既有精理又有妙言。
在宋代(北宋)的多位散文大家中，就文化底蕴、文学灵性上看我首推欧阳修，又首推他那篇《秋声赋》。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邀一伙才子以“秋声”为题作文章，大多写的可能是秋风之飒飒，秋雨之淋淋，秋叶之萧萧，秋虫之啾啾。你看欧阳修写的却是“秋本身”，仅这“秋本身”三字就是小才子和伪才子参不透的。“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谁能写“秋”写到这地步、这层次?
至唐，至宋、辽、金、元，至明，相继出现的大家如过江之鲤，如北宋的欧、曾、苏、黄，南宋的文、陆、辛等，至辽的元好问，元初的北方作家王恽、姚燧和南方作家戴表元等，明代的“前七子”、“后七子”，特别是格外赫赫有名的王守仁、李贽，以及晚明的徐弘祖、张岱等，我看大都荫庇于唐朝特别是韩柳的枝叶。其优质因素就是切政、切民、切时、切理、切文，有文有质，专门“玩”散文的颇少。
特殊要说的是清代，无论是清初的汉民族主义精神激发出的愤世意识，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政论散文，中途经康、雍、乾予以文化缓解，较侧重于治文扬艺，如袁枚、蒋士铨等人的文论散文，以及加重了八股气的桐城派散文，又以及骈文再度还阳的“美文”，如毛奇龄、胡天游的散文，最后至晚清、残清的挺身疾呼式文字，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的散文，上述的诸人诸作虽然政见有异，文见各殊，风韵颇杂，但我认为大都主张“有为文学”，有的重政见，有的重文识，有的重艺采。淡到白开水、贱到开心果地步的散文极少极小。
六 散文的更新期和更年期
不用说，更新期是褒义词，更年期则带贬义。
历史上由春秋过渡到战国，有两个标志，一是政治的，指赵魏韩三家分晋；一是文化的，指诸侯会盟时诵(诗)咏(诗)传统的结束。说到近现代中国的散文更新，我看也有这样的两个标志——即“五四”的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其中的文化运动主要指白话文运动。
这样的散文更新，勇将很多，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不过后来有的致力于政治，有的分心于学术，始终而长久地、近乎专攻散文(包括杂文)的，应属鲁迅。在语言形式上，鲁迅的白话散文，无论是叙事散文、议理散文、抒情散文都是最上乘的，他的“白话”既不是中国古来就有的“古文白话”，也不是从民间俗语、世间土话直接引申出的“一般大白话”，文化含量很高；在思想底蕴上，他的见识又深刻、又正派、又活泼。总之终于形成了征服中国文化界七八十年(至今)的“鲁迅风格”。
不能否认，在鲁迅同时代或晚些时候的散文家中，有不少足可称为名家、大家。有的人还想赌赌气，要给上述的名家们、大家们排排伯仲，定定老几，而且颇有抑鲁之意，我看是枉然的。许多人可以是能手，但国手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即使他理政有误，也不专攻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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