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概要：冯友兰（1895—1990）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阿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

冯友兰

（1895—1990）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阿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3年夏，冯友兰以《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

是年秋回国后，沿博士论文方向写成《一种人生观》。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新理学由四组命题构成。

新理学的第一组命题包含三个基本命题：“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第三个命题是由前两个推出来的。某事物之所以为它自身，而不是另外事物，是因为有它之所以为它自身者，“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是“某种事物”存在的根据。这样，冯友兰便推出“理”这一范畴，他认为，“理”不因事物而有，“理”先于事物而有。冯友兰的“理”源于宋明理学，又用实在论对它加以了改造，使之具有不同于宋明理学的意义。他不同意宋明理学“理在事中”或

“理在事上”的提法，认为“一类事物，皆依照一理。事物对于理，可依照之，而不能有之。理对于事物，可规定之而不能在之。”在冯友兰看来，“理”可以独立于“物”而存在，“理”不是“物”，而是一种超时空的“潜存”或“共相”，它只能为物所依照而不能“有”；可规定物而不能“在”。第二组命题是：“事物必都能存在”，

“存在底事物必都存在”，“能存在底事物必都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这组命题主要讨论事物之所以能够存在的根据。冯友兰认为，“理”是一个抽象的纯形式，具体事物要成为现实的存在，除要“依照”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之理外，还要“有其所有以能存在者”，

“所以能存在者”即为“气”。冯友兰认为，“气”与“理”共同构成了具体事物要成为现实的存在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理”是“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气”是“所有以能存在者”，即决定事物能够存在的内在依据。冯友兰说：“凡实际底存在物皆有两所依”，即其所依照、所依据。其所依照即其类之事；其所依据即实现其理之料，他以“料”喻气。在冯友兰看来，气是绝对的，料亦是绝对的。冯友兰的“气”不是一种实体，而是经过无数次抽象之后得出的“以至于一不能说什么者”。冯友兰的“气”完全是一种逻辑观念，它既不是理，也不是一种实际的事物。新理学的第三组命题是“存在是一流行”，“总所有的流行，谓之道体”，“一切流行蕴运动”。

在这组命题中，冯友兰以“道体”为核心表述了新理学的发展观、运动观、动静观。”他说：“什么是道体？所有实际的世界及其间事物生灭变化的洪流，都是道体。哲学不能叫我们事物怎样生灭和变化，只可叫我们知道实际的事物，无时不在生灭之中，实际的世界，无时不在变化之中。所以这种观念也是形式的。”新理学的第四组命题是：

“总一切底有，谓之大全”，“大全就是一切底有”。冯友兰认为，大全就是总合一切的有。“我们将一切凡可称为有者，作为一整个而思之，则即得西洋哲学中所谓有宇庙之观念。”大全“是一切底有的别名”，“所以说大全是一切底有”。一切事物均属于大全，但不能反过来说属于大全的是一切事物。冯友兰还借用佛家的话说，“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强调，先秦哲学家、佛家都讲一，但新理学的一成大全，”只肯定一形式底统一”，“一只是一切底总名”，因此，大全、宇庙或大一都是不可言说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