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身份割裂、流动飘零使得寄居诗人不被环境所固化，也不会被地域本质化、类型化。他们始终保持圈外人的状态，与当地保持疏离，因而不会受制于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得他们对新疆的叙述具备多元化的倾向。更多时候，客居诗人的诗作像是另一个自我的表达，或者另一个自我的想像与神游。这另一个自我有时是骑着马在“黑暗原野上咳血疾驰的野王子／旧世界的最后一名骑士”（多多《马》）；有时是那些历史名流的“借尸还魂客”，与亡灵的居所约定“一定是在明月之夜，我将跻身／那群高贵的亡灵，从死亡中归来”（耿占春《高昌》）；有时是传说里的牧羊人，“从岁月的深情里找出干粮”牞“幻想暮色中出现头顶光环的圣者”（西天《丝绸之路》）……在他们的笔下有着他们对新疆一整套的想像体系，这套想像体系可以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加以解释。 根据霍尔的理论，我们可以把新疆的固有形象（阳刚、雄浑、悲壮的男性荷尔蒙气质）看作历史人文话语的一种建构，而把客居诗人有关新疆的诗作看作对新疆固有形象的解码。按照霍尔在《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中概括出的解码方式来看，客居诗人对新疆的解码至少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假定诗人的解码立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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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割裂、流动飘零使得寄居诗人不被环境所固化，也不会被地域本质化、类型化。他们始终保持圈外人的状态，与当地保持疏离，因而不会受制于陈陈相因的传统，使得他们对新疆的叙述具备多元化的倾向。更多时候，客居诗人的诗作像是另一个自我的表达，或者另一个自我的想像与神游。这另一个自我有时是骑着马在“黑暗原野上咳血疾驰的野王子／旧世界的最后一名骑士”（多多《马》）；有时是那些历史名流的“借尸还魂客”，与亡灵的居所约定“一定是在明月之夜，我将跻身／那群高贵的亡灵，从死亡中归来”（耿占春《高昌》）；有时是传说里的牧羊人，“从岁月的深情里找出干粮”牞“幻想暮色中出现头顶光环的圣者”（西天《丝绸之路》）……在他们的笔下有着他们对新疆一整套的想像体系，这套想像体系可以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与解码理论加以解释。
根据霍尔的理论，我们可以把新疆的固有形象（阳刚、雄浑、悲壮的男性荷尔蒙气质）看作历史人文话语的一种建构，而把客居诗人有关新疆的诗作看作对新疆固有形象的解码。按照霍尔在《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一文中概括出的解码方式来看，客居诗人对新疆的解码至少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假定诗人的解码立场与新疆的制码立场完全一致，顺从于新疆的固有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作品与新疆的固有形象是一致认同的。比如，他们或者以后学之士的谦卑有感于历史的神圣，向曾经的边塞诗人们讨教致敬：“向岑参学习，向见过岑参的荒草、水洼／奶牛的祖先和覆雪的冰山／向残留在天上的月亮、一点点／回忆、我讨教／在哪里？岑参曾挥鞭百于天气”（梁晓明《向岑参学习》）；他们又或者渴望在这片土地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归宿，顺应这片地域的大美，能被这片土地所认同：“中年的旅人突然厌倦了旅行／渴望在异乡拥有一个家，在八月／豆角和土豆开着花，而城墙下／堆放着越冬的劈柴”（耿占春《巴里坤的庭院》）；他们甚而渴望自己的家庭能在异域延伸，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能有自己的家庭亲人、兄弟姐妹：“雪山，戈壁，草地，绿洲，瀑布……／排着队，等着我中有你／去给它们编号。它们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和姐妹”（臧棣《帕米尔丛书》）。在这种解码关系中，诗作的抒情主人公“臣服”于新疆固有形象的伟岸、壮丽与陌生，愿意全盘容纳其为自身异己的归宿。
第二种方式是假定诗人笔下对新疆的固有形象既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否定。他们的作品只是对所见所感如实描述，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会保持一种客观独立性，安于一个观光客的位置。在这种观光客的身份自觉里，主体因意识到种种的想像毕竟是有关自我的一次异域投影，是自我的“幻象”，如镜花水月般，并不为被“我”所描述的异域土地所认知，而有了想像之后的彷徨与对自我的怀疑：“睡醒的你并不认识我／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安身之处”（高桥睦郎《新疆诗篇》3）；他们会在主体自觉的同时与这个固有的新疆形象协商对话，产生多声共鸣的效果：“我不是一位手持城门钥匙的异教徒／可我愿意贴近你宽阔、混血的胸脯／倾听尘埃史的心跳……”；“你的雪山使他身后故乡的河水暴涨／美丽的艾得莱斯裙旋转出汉族姑娘晒黑的肩膀／你的陌生归还给他／那对熟识事物曾被抛弃了的热爱———”（蓝蓝《新疆，给那走近你的人……》）。在这种解码关系里，抒情主人公充分意识到自己与新疆固有形象的差别，与第一种关系不同的是，这里的主人公更愿意安于观光客、陌生人的身份，既肯定新疆的陌生之于个体的价值，也肯定这种个体陌生的表述之于新疆的意义。
第三种方式是假定诗人在了解新疆固有形象的前提下，选择以截然相反的立场来解码，每每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创造出新的体验和情感。他们的作品中呈现的新疆形象有时只是一个道具，为的是更好地表述富于个人经验的想像和再创造，换言之，新疆形象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时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我体验的一种背景设置，他们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丝毫不受制于新疆的固有形象，只专注于个人体验的表达：“送我过玉门关。长安的风雪短信牞蜀都／的美酒佳人，千金赋换来你的亚克西”（蒋浩《日月星光到天际大厦的路上》）；“夜已完全黑下来／我看不到我旅途的终点／在我的身体上，有一些白雪皑皑的景象／无边的荒凉，在慢慢／咬啮我的心……”（庞培《青河县城》）。在这种解码关系里，诗作中的历史人物和特定地域都成了抒情主人公完成个人抒情的背景和某种凭借，他们的主观想像溢出了新疆客观形象的限制。
综上所述，在新疆的客居诗人对新疆形象的种种阐释中，第一种和第二种解码关系比较常见，第三种解码关系比较少见，而更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某一位诗人就只对应某一种解码关系，很多诗人的作品中会同时出现两种或三种解码关系，甚至一些诗人的一首诗中就会出现超过一种的解码关系。客居诗人对新疆的三种解码方式，使得他们有关新疆的创作面貌多元起来，这主要是由于客居诗人所处位置的变动不居和身份上的游移不定，所以，他们的诗歌作品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每个诗人的作品碍于创作主体的身份和位置，都会形成对新疆形象别具一格的个人阐述，不会执意追求有关新疆的同一性认同。
但是，这种因为游历而形成的变动不居的位置在提供给诗人多元的视角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的诗作陷入一种无可避免的主体割裂中，呈现出“我”与“我的镜像”逻辑来。庞培说：“我不知道我能够更好、更专注地审视谁：我所见的风景，抑或这风景中的我自己”？（庞培《帕米尔花》序言）的确，诗人笔下是作者客居新疆沿途见到的风景，那可能是逐渐远去成为背影的塔什库尔干、波斯壁画般风情四溢的喀什、精神圣地的库车、天一样高的慕士塔格峰、缓缓飘逝浮云般的帕米尔高原、马背上驮着的辽阔草原、铁匠铺一样的乌鲁木齐；而笔下诗人感觉到的是像马一样咀嚼草汁的灵魂、人类情感经验的遐想片断、被重重异域体会游历经验所充斥填塞的心境勃发……历史经验提供的颠沛流浪、现实经验中正在进行的戈壁沙漠里的东奔西走、写作经验中语词表述的流离失所，使得客居诗人们的诗歌挣脱了一个地域对另一个地域的束缚，实现了对“另一个我”的认同和表达，从而造成了主体的异化和分离，产生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又是“我的镜像”的迷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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