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章丙麟对刘歆编《七略》评价极高，他说:传播典籍，从孔子开始，其后只有刘歆了。汉兴后，虽不像秦皇那样禁书，但在民间，即使是五经、《论语》，如果没有老师传授也读不到。刘歆整理了典籍后，就可以复制，书商就可以卖书于民间。汉代的经学有今古文之争，与《论语》的今古文版本同样，今文经是由儒家弟子口授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录下的五经，古文经是当时从孔子家墙壁上发现的用战国时流行的大篆录下的经书。在西汉时被立为官学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学尊崇孔子，以孔子为受命于天的素王，认定六经都是出自孔子之作，以《公羊春秋》为主，在五经中论证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尊崇周公，孔子只是史学先师而已，相信孔子述而不作，六经就都是史料，刘歆校书之后有“六经皆史”一说，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流传于民间，东汉时盛行，训诂学发达开来，经典被弄得烦琐杂碎，《汉书·艺文志》评价:“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不能通。”虽然汉初有大师董仲舒，但他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论证，在思想上比不上《淮南子》或《论衡》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道教流行与此不无关系。独尊儒术，道教在政治上完全被排挤，只能在个人生命上开发意义，而汉儒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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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丙麟对刘歆编《七略》评价极高，他说:传播典籍，从孔子开始，其后只有刘歆了。汉兴后，虽不像秦皇那样禁书，但在民间，即使是五经、《论语》，如果没有老师传授也读不到。刘歆整理了典籍后，就可以复制，书商就可以卖书于民间。
汉代的经学有今古文之争，与《论语》的今古文版本同样，今文经是由儒家弟子口授用当时流行的隶书录下的五经，古文经是当时从孔子家墙壁上发现的用战国时流行的大篆录下的经书。在西汉时被立为官学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学尊崇孔子，以孔子为受命于天的素王，认定六经都是出自孔子之作，以《公羊春秋》为主，在五经中论证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尊崇周公，孔子只是史学先师而已，相信孔子述而不作，六经就都是史料，刘歆校书之后有“六经皆史”一说，古文经学在西汉时流传于民间，东汉时盛行，训诂学发达开来，经典被弄得烦琐杂碎，《汉书·艺文志》评价:“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不能通。”
虽然汉初有大师董仲舒，但他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论证，在思想上比不上《淮南子》或《论衡》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道教流行与此不无关系。独尊儒术，道教在政治上完全被排挤，只能在个人生命上开发意义，而汉儒无论是读《春秋》的，还是训诂的都无法形成广泛的精神生活，跟百姓几乎没有关系，只好另择他说，到东汉末年汇成了道教。
《孟子》并列于《论语》
魏晋之后，佛教道教已成盛行之势。佛道之兴，或与魏晋以来的战乱不断有关。儒学的一个弱点是回避了关于死的问题，这是人人关心而不安的事情。佛道的解释在此能够补充儒学之不足，更兼佛道均有避世出世的追求，这也比较符合社会动乱时期人们的失望晦暗心情。
佛道虽兴，但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动摇。比如梁武帝信佛，对佛教的支持一度十分夸张，打仗征兵都找不到人，但他仍然不抛弃儒家的政治制度。于是形成儒学主政治而佛道主信仰的并立局面，正如后来宋仁宗所说:“以佛治心，以儒治国。”
南北朝时，儒学在南北各有不同处境。北朝的体制已经破败，朝廷重用儒生，意在治理修复政治秩序。北儒笃守汉学，沿袭汉儒治国的一面。那种儒学非专家不能治之。北周崛起应该有北儒的贡献。南朝虽然偏安一方，但政治体制朝廷规制基本沿袭两汉旧制，又有佛道盛行，所以南朝儒生依然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善谈名理，雅俗共赏。
长期分裂和割据也造成儒学理解的分歧，至唐太宗时，儒学状况还是经师们各有所注，解释各异。太宗不满儒学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遂命孔颖达召集儒家重新校定五经。这个重新撰定的《五经正义》由官方传习天下，科举以《五经正义》取仕。在此之前，虽有佛道勃兴，几乎控制了社会的精神生活，但在儒学内部，注经训诂等活动并没有停止。经义定于一尊之后，天下士子为求进仕，不能再另起新意，儒学本身反而开始消沉，几乎没有新论。但这也许反而给文人们留出了创作诗文的空间。
唐朝佛教发达，对此有一解释说:经学衰落，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精神生活却不能停止，学理深厚的佛教正好填充了这个思想空隙，受佛教影响，做官进仕，在唐朝文人的观念中，不过是私人功名，俗业而已，远非汉儒心目中那么崇高。风尚所及，以致唐朝在录用官员的时候，经学地位也不高于文学。只有唐中后期时的韩愈尽力排佛，极尊孟子，竭力复兴儒学，但他在政治上的靠山宰相裴度，还有和他一起提倡古文的柳宗元都是信佛的，韩愈的努力似乎除了在他一度任职的潮州这样偏僻之地有些影响之外，几乎毫无收效。
杨东莼认为，佛教对儒学的最大影响，就是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形成。晚唐至宋初时，有学问的文人多与禅师过从甚密，佛教中也有人想促成儒释融合，当时有一佛学大师说道，“妙道之意，圣人寓之于《易》”。也有僧人在寺庙里读韩愈。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一些学儒的文人在读到儒释融合的著书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教的影响。佛学对心之觉悟的重视对儒学是一个明显的影响，它促使宋儒极力突出孟子的重要性。与孔子对政治制度建构的重视有所不同，孟子更重视心性问题。宋代王安石尊孟子，把孟子奉入孔子庙。苏洵、苏轼父子为文，也都效法孟子。自北宋以下，世人开始以孔孟并称，而以前都是周公孔子并称。这是一个大改变，暗含着后来的心性之路。
李零认为，从孟子、子思，再追到曾子和孔子，这个道统在很大程度上是宋儒编造出来的。从现在出土的一些竹简上可以看到，被这个道统忽视的颜回、子路等都有记载。其实曾子时代，孔门的掌门是子路，后来有子被推为掌门，曾子还想跟有子争。因为汉唐儒学的主要领域在政治，心性之学拱手让给了佛教，宋儒要把这个领域争回来，他们就重新构造道统，而追溯到儒门中比较重心性之学的这一线索，由此开创了所谓“新儒家”。
朱熹是宋明新儒家的理学代表。朱熹著《四书集注》，第一次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四书并称，树立了儒学新经典，之后元、明、清三代都以此为取仕标准。《大学》和《中庸》是从《礼记》中抽出的单篇，到底是谁的作品，并无定论。有说是子思所作，但也少有证据。胡适说，到了重《大学》、《中庸》的儒学，早期儒家那种重实际的伦理就进入了一种内观的伦理。钱穆以为，宋儒从汉儒的经学转到了子学，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绝大转变。
宋儒用心性之学，上连天道，下接伦常，以替代佛教和道教。它也讲孔子的一些概念，讲“道心”，可道心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伦常规范，这些概念都被完全理性化，与功利、感性脱离了干系。人见小孩落井，就必须去救，被说成是不可以违反的天理，这与孟子所说的理由已有很大区别，孟子说人见小孩落井去救，是因为人都有恻隐之心，还是感性的。朱熹们基本的要求是存天理，灭人欲，甚至夸张到宣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孔子认为，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应该为父亲隐瞒才是合“天理”的。而宋明时，大义灭亲才合“天理”。这种儒学渐渐丧失了儒学原来的丰富性和灵活性，变为一些刚性教条，更重要的是深入到家法、族规而普及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几乎具有法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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