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中国思想史家劳思光断定，孔子立说，原是以政治秩序问题为主，其他关于仁、礼、名、天等等概念都是以解决政治秩序问题为诱因，推而进入的。周公时代被孔子看作是一个礼仪完整的好社会，到了春秋乱世，虽还有周时的遗风，但礼仪背后的观念内容变化了，周朝制度所依赖的阶级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论语》讲“礼”，是在讲礼仪的观念，这个观念所依据的是人间的秩序，进而更深入地推寻到外在秩序的情感基础，从儿子为父亲隐瞒罪过的自然亲情，又归结到对社会邦国的政治秩序上。孔子之后，“七十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教士大夫，祸隐而不见”。战国韩非说，后来“儒分为八”，分别是子张、子思、颜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乐正氏。民初杨幼炯考:根据《论语》里提到的“十哲”，这八个人应该分别来自孔子的八个好学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孟子来自曾子之学，荀子来自有子之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弟子77人的姓名，在《论语》中出现只有29个，从中得见，这些学生在当时就有同门不合的言论，子张就看不上曾参每天三省、战战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门中的武侠派自有理想，子张和漆雕氏的学说早不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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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家劳思光断定，孔子立说，原是以政治秩序问题为主，其他关于仁、礼、名、天等等概念都是以解决政治秩序问题为诱因，推而进入的。周公时代被孔子看作是一个礼仪完整的好社会，到了春秋乱世，虽还有周时的遗风，但礼仪背后的观念内容变化了，周朝制度所依赖的阶级秩序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论语》讲“礼”，是在讲礼仪的观念，这个观念所依据的是人间的秩序，进而更深入地推寻到外在秩序的情感基础，从儿子为父亲隐瞒罪过的自然亲情，又归结到对社会邦国的政治秩序上。
孔子之后，“七十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教士大夫，祸隐而不见”。战国韩非说，后来“儒分为八”，分别是子张、子思、颜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乐正氏。民初杨幼炯考:根据《论语》里提到的“十哲”，这八个人应该分别来自孔子的八个好学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响力的学生，孟子来自曾子之学，荀子来自有子之学。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弟子77人的姓名，在《论语》中出现只有29个，从中得见，这些学生在当时就有同门不合的言论，子张就看不上曾参每天三省、战战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门中的武侠派自有理想，子张和漆雕氏的学说早不传世，“儒分为八”中也就没有被当作孔门正传。这也许与《论语》编纂者是曾参弟子的公案有关。
八儒中，在战国时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实高于孟轲，荀子强调了儒学里实用的入世倾向，而孟子开发了心性的伦理观念。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对子思、孟轲的心性说不以为然，指责他们:没有理解孔子，只学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识。所鼓吹的五常，被世上的糊涂人不知真相地往下传，这是子思和孟轲的罪啊。荀子认为:孔子的思想成体系，言行一致，孔子主讲仁，有时仁和智并讲，偶尔也讲勇，从没有把仁义理智信平行而论，义和理是从仁和智延伸出来的，被孟子搞成并列关系，就叫做“不伦不类”。
战国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后代的儒家传记里，孟子、荀子并没有被纪录为儒，还属百家诸子。但是孟子1000多年后，从八家之中脱离出来在元朝被奉为与孔子并称的亚圣人。
《论语》与《孝经》并列
传闻两汉儒家多有对《论语》的注释，但基本都失传了，最早有郑玄的注释还留有一些残卷，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论语集注》。而后，代有人注。因为《论语》是孔子在教人六艺时的言论辑录，所以它具有阐释性，西汉时《论语》、《孝经》并列为小学，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到东汉时立为经书。
汉初的儒者很少有纯儒，如陆贾在《汉书》里被列为儒家，他有关历史的言论很近于荀子，但他言论政治又与老子近似。从叔孙通为汉朝定制了一套礼仪制度，董仲舒以阴阳家言糅合于儒学，汉代儒学向实用政治接近。
《史记·董仲舒传》记:前134年，汉武帝问策，董仲舒答:《春秋》是天地之常经，可是朝廷是以别的道为样板，人们的言论思想各种各样，国家不断调整政策，臣民都不知该怎么应对，所以，他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样制度统一，法度清楚，臣民才知道遵守什么。
先秦儒，认定人不是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所以讲伦常秩序。从血缘上最近的人际推广到君臣朋友，所以讲制度。但是汉儒没有利用荀子的政治理论，却发挥阴阳五行来讲五经，因为孔子有天道人道之说，董仲舒的基本概念也是“天”，但他论证天君王是受命于天，所以是天子，天子要以天为法，这是天子该尽的孝道。国家行事如不合天意，天就会显出灾害来警告:君王对臣子没有礼法，夏天就会多暴风;如果君王的旨意不能被执行，秋天就多霹雳;如果君王视听不明，秋天就多闪电，春天和夏天就暴雨不断;如果君王的心胸不宽阔，秋天就多雷。所谓天人感应。因为天是不会变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汉武帝问策的时候，他对策说的道就是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之道。因为他讲阴阳，又把此对应于人事，“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于诸阴阳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王道之三纲。三纲五常，由天推理出来。
六艺中，《乐》没有经书传下，其他五经被奉为国家经典，立五经博士传授，汉儒根据五经为汉朝制定法制，所以“孔子为汉制法”，而且这一制度一直为后世仿效。
儒学的经书在汉武帝推崇下成为国家经典，为学人所必修，从此以后，直到康有为，凡著书立说，如果要取信于人，无不以五经为名。司马迁修史自序中道: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继承孔子正《易传》，继《春秋》的，就是我了。“小子何敢让焉。”从这豪言中大概能看出，司马迁也是要继承孔子大业。《史记》之后的中国历史都本着这个传统，表面写世事兴亡，荣辱得失，其实是写治国安邦之道，甚至天命人道。
孔子儒学被定于一尊，与大帝国的局势相关联。汉初基本没有明确的政治蓝图，而依黄老，主张无为，制度上沿用秦制。按《春秋》所论，周朝八百年，而秦只有二世，其中有王朝兴亡的微言大义，儒学政论当然更符合建立一个千秋大帝国的理想。汉武帝选择儒学独尊，之所以重《春秋》，讲制度等级规范，讲孝，以伦理道德而讲国家制度，显然是出于政治需要。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先学《论语》、《孝经》，然后入官学五经，在董仲舒提议下各州郡每年向国家举荐茂才孝廉，此后，公卿、大夫多文学之士。这样也把春秋以来的个体游士重新纳入社会组织中，从此改变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整体命运。秦朝曾提出“以吏为师”，汉以后，“以师为吏”，“学而优则仕”几乎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理想道路和心理传统。
关于人生的学说在汉初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孔子说仁，讲做人的道理，汉儒则讲《论语》的同时传讲《孝经》。
自孔子删述六经之后，经过秦朝的焚火，楚汉战争，多有遗失损散，汉成帝时命刘向等一批人校理各类旧书籍，刘向是校理经传诗赋的，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续其职。哀帝时，把所有的书总归为七类，编成《七略》上奏，书布天下。首先是六艺略(《乐》首次列出，但一直被怀疑是伪作)，第二是诸子略，儒家如曾子、孟子、荀子都列在诸子略之内，而孔子不在其中，《论语》和《孝经》一起附在六艺略之后。可见在西汉末年的儒学更尊儒学经书，而超过对孔子的尊崇。也许是对儒家之名的理解不同，在汉代编的儒林传中，诸儒是从汉开始排，曾子、孟子、荀子都不在那个序列里而属百家诸子。汉朝的儒，都是以传经论治为业，而战国的儒是以明道教人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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