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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但是，环境、条件、方式的改变，不等于文艺家可以不要深入生活，不等于完全凭他们的主观想象就能创造出文艺作品，特别是能够创造出具有很好社会效果的优秀文艺作品，所以江泽民同志在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理。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文学艺术源于社会生活，但来自生活的素材并不是文学艺术本身。文艺创作是文艺家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来自生活的素材，只有经过文艺家的加工、提炼，才可能成为文艺作品。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深刻，尽管社会生活有着无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它，还要求拥有作为它的反映的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说，文艺作品虽源于生活，却高于
重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标签：语文辅导知识,http://www.wenxue9.com但是，环境、条件、方式的改变，不等于文艺家可以不要深入生活，不等于完全凭他们的主观想象就能创造出文艺作品，特别是能够创造出具有很好社会效果的优秀文艺作品，所以江泽民同志在第七次文代会、第六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希望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牢记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这个真理。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努力把握时代的脉搏，充分认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充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可能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
文学艺术源于社会生活，但来自生活的素材并不是文学艺术本身。文艺创作是文艺家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来自生活的素材，只有经过文艺家的加工、提炼，才可能成为文艺作品。毛泽东同志讲得很深刻，尽管社会生活有着无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它，还要求拥有作为它的反映的文艺作品，因为文艺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就是说，文艺作品虽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只有它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
《黄河大合唱》的素材取自滔滔黄河的自然景观和当时黄河沿岸军民抗击日寇侵略的英勇事迹。这些素材经过音乐家冼星海、诗人光未然的加工、提炼，经过他们的创造性劳动，终于熔铸成了一首不朽的音乐史诗。这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事例，在文学艺术史上比比皆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取材于一个上流社会妇女自杀的真实事件，但经过托尔斯泰的加工、提炼，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的社会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普通的自杀事件。小说通过刻画安娜这个悲剧形象，暴露了俄国封建制度的腐朽，反映出俄国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所以，列宁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新时期我国涌现的大量优秀作品，都是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的作品，都是艺术进步与现实社会进步相结合的结晶，都是文学艺术家们的思想感情与创作灵感为时代和生活所感召的产物。可见，虽然文艺作品的素材来自生活，但它离不开文艺家的创造性劳动。强调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决不是否定文艺家的主观作用，他们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有着非常广阔的活动空间，享有非常充分的创造自由。
充分肯定文艺家的主观创造作用是一回事，把文艺家的主观创造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另一回事。后一种情况在我国的文艺界有没有呢？有的。前几年就曾经出现过这样一种论调，认为把文学艺术说成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能成立，应当对文学艺术的本质作出“新”的界定。这种“新界定”是什么呢？这就是，应当把文学艺术“看成是一种人的自由精神的存在形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世界，揭示人类的审美意义”。还说，文学艺术是最自由的领域，是所谓“情感本体的家园”和“情感本体的象征”。这样的“新界定”，把作家创作上的精神自由，把作家以情感为依托的自我表现，作了极不适当的夸张。很明显，这种所谓的“新界定”是完全背离《讲话》精神的。这种说法的原意是想反驳《讲话》，但恰恰证明它自己不仅违反了文艺创作的规律，而且也违反了生活的常识。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有超常才能的作家，一旦隔绝了同外界的交往，他的生活经验就会越来越贫乏，他的内心世界就会越来越空虚，他的才思也会越来越枯竭，根本不可能创造出内涵深刻的作品。
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
文艺批评是促进文艺繁荣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文学艺术整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都有自己的文艺批评。拿中国来说，我国封建社会到了南北朝，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文艺批评。当时，诗的品评的代表作有钟嵘的《诗品》，画的品评的代表作有谢赫的《古画品录》，而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集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之大成，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直到今天，对我们的文艺创作仍有借鉴意义。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针对当时革命文艺存在的实际情况，针对参加座谈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着重阐述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他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关于政治标准，在当时来说，就是“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同上，第868页）他还指出，这里所说的好坏，应当把动机和效果结合起来加以评价。“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同上）关于艺术标准，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文艺家进一步研究，但他还是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这就是：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他还讲到，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讲话》关于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的论断，今天仍然没有失效。不错，我们今天的文艺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比起当年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是大大地发展了，今天的政治，其内容也有了很大变化。当年处在抗日战争时期，评价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主要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广大群众同心同德抗战的大局。今天我们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期，评价文艺作品仍然有它的政治标准，这个政治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同心同德维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政治标准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文艺批评必须坚持政治标准这一原则没有变。我们今天的文艺方针之一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在今天，没有为人民服务而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也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为人民服务的。这两种服务，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标准，或者就是政治标准的简明概括。这是我们进行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同时也是衡量、评判文艺创作成败优劣的政治标尺。不论我们的文艺作品是写现代题材的还是写历史题材的，是写重大题材的还是写一般题材的，都既要遵循“二为”方向，也要以“二为”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当然，坚持“二为”方向，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当代题材的作品，贯彻“二为”方向比较直接，而历史题材的作品，贯彻“二为”方向就比较间接。这类题材的作品，主要是通过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根有据、合情合理的把握和描写，做到以古鉴今，给予今天的人民群众以巨大的启示。这些作品不是历史教科书，容许作家进行夸张和虚构，但夸张要适度，虚构要合理，不能一味地“戏说”和胡编，那样的作品逗乐还可以，但对人民是起不了什么教育和鼓舞作用的。总之，文艺批评中的政治标准，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不仅今天要坚持，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同样要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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