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乐而不淫”：对于激情的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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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如果诗就写到这里，固然，也有天真的诗意，但是，就难免简单。恋情毕竟是复杂的。运用音乐复沓的章节，从“睢鸠”变成为“荇菜”，即兴钟情的层次递进为日夜着迷，从章法上来说，在统一中有比较大的变化，局限就转化为优越了：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也应该算是兴而比，由“荇菜”水中采摘之不易，联想到“好逑”之艰巨。这个兴而比的好处，一是与“在河之洲”，在联想上是自然的延伸：有河有水，才有荇菜。二是，与荇菜采摘的特点有联系。水中之荇，与陆上植物不同，水中有游动性，不易获得。字面上说是荇菜，实际上指向是淑女的状态，“左右流之”，有流体的特点，采摘有难度；“寤寐求之”，与难度相应的是感情的强度。越难越是想念日思夜想，有点着迷了。有我国传统的话语来说，有点“痴而入妙”了。第三个章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从章法来说，这是新的一章，而从情感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层次。“寤寐求之”，日思夜想，大动脑筋，苦思冥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则是相思得有点失眠了。君子好逑的欢乐，变成了失眠的痛苦。情绪起伏，就有了节奏感：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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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诗就写到这里，固然，也有天真的诗意，但是，就难免简单。恋情毕竟是复杂的。运用音乐复沓的章节，从“睢鸠”变成为“荇菜”，即兴钟情的层次递进为日夜着迷，从章法上来说，在统一中有比较大的变化，局限就转化为优越了：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这也应该算是兴而比，由“荇菜”水中采摘之不易，联想到“好逑”之艰巨。这个兴而比的好处，一是与“在河之洲”，在联想上是自然的延伸：有河有水，才有荇菜。二是，与荇菜采摘的特点有联系。水中之荇，与陆上植物不同，水中有游动性，不易获得。字面上说是荇菜，实际上指向是淑女的状态，“左右流之”，有流体的特点，采摘有难度；“寤寐求之”，与难度相应的是感情的强度。越难越是想念日思夜想，有点着迷了。有我国传统的话语来说，有点“痴而入妙”了。

第三个章节“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从章法来说，这是新的一章，而从情感上来说是一个新的层次。“寤寐求之”，日思夜想，大动脑筋，苦思冥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则是相思得有点失眠了。君子好逑的欢乐，变成了失眠的痛苦。情绪起伏，就有了节奏感：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两章继续以荇菜起兴，还是用左右的追逐的句法，但是，在情绪的节奏上，则从“求之不得”的痛苦转化为欢愉。先是“琴瑟友之”，音乐使感情放慢了节奏，改变了策略，不是一下子就“好逑”，下面一句的“友”字作为动词，很有分寸感。是比较友好的追求。最后一章是 “钟鼓乐之”。更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钟鼓齐鸣，和琴瑟不同，琴瑟，还可能是私人的交往，钟鼓是盛大的仪式，堂而皇之，气氛热烈。这两章从章法来看是复沓的，一共八句，完全重复的句子占了四句，不不完全重复的四句，十六个字，只有四个字是相异的，十二个字是相同的。但是，从感情来看，层次的递进是很明显的，就从双方交往的欢愉，转化为公众性庆祝。“钟鼓乐之”的仪式，意味着“好逑”君子，目的达到。就应该是感情的高潮，是十分欢乐的。但是，没有正面表现，把它留在空白之中。可能正是因为“钟鼓乐之”这样的诗句，使得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将之定性为“婚姻诗”，而不是爱情诗。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首爱情诗在情感上的特点，不但是层次递进是从容的，而且情感的强度，掌握得很有分寸。孔子曰：“《關雎》樂而不yin，哀而不傷。”（《论语·八佾》）孔安國注曰“樂而不至yin，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和”，就是中和，可以体悟这首诗之所以被列为《诗经》首篇的原因。其一，君子的精神特点，哪怕是恋情，也是温文尔雅，循序渐进，颇有节制，快乐不能过度，哀伤也不能过度。求之不得也不过就是“转辗反侧”，恋情得到认可，也不过就是“钟鼓乐之”而已。单从“钟鼓”的陈设就可以看出，这只能是君子的理想。钟鼓之乐齐奏，在诗经里，是盛大的贵族仪典。故《小雅：彤弓》：“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苏辙注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当时的钟，是铜器，铜就是“金”，属于贵金属。故黄钟大吕，是贵族高雅之乐，与之相对的是瓦釜。商周时代作为乐器的钟，都是成套的。八个以上，构成音阶关系，故又称为编钟。湖北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达六十五件。最大的有两百公斤，合起来有两顿半重。悬挂起来有十二米的长度。这样大的排场只能是贵族的。这一点，往往被许多学者所忽略，不但中国的学者，就是外国的学者常常把钟作为一般的乐器。西方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亚瑟•威利曾经系统地研究并翻译了诗经。他这样翻译

With gongs and drums we will gladden her

把钟鼓翻译成锣鼓。这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民间的乐器，不可能是贵金属制品，而是竹器为基座的弦乐器。《战国策齐策一》“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而是故庄子妻子亡故鼓缽而歌，缽，是瓦器。高渐离击筑（竹器）。荆柯和而歌于市，其背景民居和市井，和“琴瑟在堂，鍾鼔在廷”的豪华隆重的场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把这种琴瑟钟鼓陪衬下的温情，当作抒情诗歌的最高典范，也说明了这并不完全是民歌的原生状态，而是相当贵族化了。正是因为这样，后世的正统经学家才有可能把王道教化的价值渗入其中。从毛茛、郑玄到朱熹等等一以贯之地把它宫廷道德化。诸如求偶其实因为“思贤”，隐含着“后妃之德”等等不一而足。在这方面，朱熹可作代表。把这种琴瑟钟鼓陪衬下的温情，当作抒情诗歌的最高典范，也说明了这并不完全是民歌的原生状态，而是相当贵族化了。正是因为这样，后世的正统经学家才有可能把王道教化的价值渗入其中。从毛茛、郑玄到朱熹等等一以贯之地把它宫廷道德化。诸如求偶其实因为“思贤”，隐含着“后妃之德”等等不一而足。在这方面，朱熹可作代表。他把毛传多少有点含混的“摰而有别”大加发挥。先把“關關”，定性为“雌雄相應之和聲”。然后在“和”字上大加发挥。再把这种水鸟确定为“王雎”，和王权联系起来。再说它“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并引《列女傳》“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最后用一个“蓋”字确定是“文王之妃太姒為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这自然是牵强附会，但是，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根据多多少少就在“钟鼓乐之”上。

政治道德教化观念在《关睢》的阅读史上曾经拥有雄踞数千年的经典性，如今看来，不过是历史云翳，其学理价值，还不如孔夫子的“樂而不yin，哀而不傷”以及注家们推崇的的“怨而不怒”。从诗歌理论来说，这很有东方特点，和西方俗语所说“愤怒出诗人”，后来的浪漫主义者总结为“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泻”（powerful feelings spontaneusly overflow）二者可能是对于抒情的两极各执一端。从创作实际上来看，中国此类抒情经典所抒更多是温情，而西方经典似乎更多激情。古希腊最负成名的女诗人萨福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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