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著
作家对情节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敢于自由调遣，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说细部，特别是其中的重要细节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相反，在一篇成熟的小说中，特别是短篇小说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是不可缺少的。现代短篇小说艺术的发展已经使短篇小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整个形象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个细节都以一种必然的、不可缺少的姿态出现。
因而，在阅读教学中，对细节的探究，包括描述细节所运用的话语的分析就是不可忽视的。
本来，亚里士多德把情节分成“结”和“解”两个部分，已经为情节一体化奠定了一种因果性基础——整个情节就表现为“结”（结果，效果）找到“解”（原因）的过程。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越精致，小说的结构就越严密。到了十九世纪，情节因果的精密性，不但表现在因果的连锁性上，而且表现在对因果链以外的一切因素（包括细节）采取排斥态度，就是在因果链以内的连续事件，也以裁取其必要的部分而不求其全为原则。因果的精密性不但表现在人物关系、情感的互相推动上，而且渗透在每一个细节中，不能有一个重要细节是没有原因的，也不能有一个重要细节是没有后续结果的。一切没来由的细节都是破坏情节结构的精致性的。契诃夫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你在小说第一节中把枪挂在墙上，那么到了第三节或第四节就得把子弹放出去。换句话说，如果不准备放出去，这支枪就不应当挂在墙上。
自然，这是一个比喻，只是为了说明在结构严密的小说中，一切细节都没有偶然性的成分。不论是一个道具，还是一个人物的口头禅，不论是一种病态的怪癖，还是一种风俗特征，都不能不对后来结果的必然性产生影响。反过来说，一切外部情节和内部心理的结果，都不应该是偶然的，而应该是有充分和饱和的前提条件的。
如果造成情节的原因不是充分的，那么，严重的导致漏洞，轻微些的则造成牵强。
为了避免这种不严密、不艺术的缺陷，小说家们积累了一个经验，那就是为最后到来的结果预先留下伏笔。由于结果通常是意外的，因而伏笔通常是隐蔽的。
《三国演义》的评点者毛宗岗把这种办法叫做“隔年下种，先时伏着”（《读三国志说》）。
善圃者投种于地，待时而发。善弈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亦犹是也。
他批评一些不谙此道的小说家道：
每见近世稗官（小说）家，一到扭捏不来之时，便平空生出一人，无端造出一事，觉后文与前文隔断，更不相涉。试令读《三国》之文能不汗颜！①
最初，中国的话本作家并不完全懂得这个道理，每逢有什么突发事变时，往往用“补叙”来说服读者，这毕竟是比较幼稚的手法。我们在中国和西方早期的古典小说名篇中不难找到这种幼稚手法留下的痕迹。
在《京本通俗小说》中有一篇《碾玉观音》，是相当出色的经典话本。写到郡王家中失火时，府里一个管刺绣的女仆秀秀，乘乱出动，甚至以威胁的手段，强制管碾玉的手工匠崔宁和她一起私奔。这在宋元时期，是一种非同小可的勇敢行为。对这样一种惊人的结果，在现代小说家手中必然有与之相称的充分的原因才是。然而，在《碾玉观音》中，作者并没有意识到秀秀这样的行为需要多大的勇气，它需要作者为这一结果作足够的、有说服力的铺垫和埋伏。在这位作者笔下，直至秀秀提着包袱出来撞上毫无准备的崔宁了，才想起来补叙一笔：
原来郡王当日曾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把来嫁与你。”这些众人都撺掇道：“好对夫妻！”崔宁拜谢了，不则一番。
但是后来郡王忘了，秀秀就采取了私奔的果断行动。对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决策，仅用这样几句补叙，只能起弥补外部事件因果性漏洞的作用，而对人物心理的因果来说，则不能不说十分粗疏了。在那样的时代，一句话不能兑现还不足以为这样冒险的行动提供充分的必然性。要使一个年轻姑娘比小伙子更果断、更不顾礼俗，得有更特殊的心理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压力才成。
这样的补叙还不能充分启发读者去想象在她的情感深层从哪里能飞来一股这么强大的爆发力。作者显然没有充分理解心理因果的重要性，在补叙时让崔宁对郡王戏言的反应比秀秀还强烈，而说到秀秀，只是“秀秀见崔宁后生，却也指望”。此时这么微弱的心理反应怎么会变成失火时那么不要命、不顾一切的决断呢？特别在小说结尾，读者还会看到，这是个情感特别强烈的姑娘，即使人死了，魂也要跟着爱人去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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