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没有宋江人格权威作为理性规范，没有宋江的绝对权威下的纪律约束，英雄们在上梁山以后的打家劫舍与土匪、强盗是很难有根本区别的。没有宋江宽容的理解和批判性目光，李逵性格的喜剧性是不可能发出如此的光彩的。 从纯艺术上来说，即使宋江政治上是一个“投降派”的代表，也不能成为在艺术上丑化他的形象的充分理由。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一个政治上的“反面人物”，决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猥琐的家伙。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属于实用理性评价，只能说明善与恶的区别，但是善与恶属于道德理性，它与审美价值既有统一的一面，同时又有错位的一面。政治上、道德上的恶，并不等于审美的丑。当实用理性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时候，作者是容易把握的；但是仅仅这样，文章就比较好做，也就很难显示出作者的才华。在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里，对两种价值的错位关系(既非统一，又非分裂)的把握，就是对作家才华和创造力的考验了。 电视剧的编导，在美学上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种错误之所以不可原谅，是因为犯得很低级，大大地落后于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乃至电视文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导演的肤浅比之编剧、演员更为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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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宋江人格权威作为理性规范，没有宋江的绝对权威下的纪律约束，英雄们在上梁山以后的打家劫舍与土匪、强盗是很难有根本区别的。没有宋江宽容的理解和批判性目光，李逵性格的喜剧性是不可能发出如此的光彩的。
从纯艺术上来说，即使宋江政治上是一个“投降派”的代表，也不能成为在艺术上丑化他的形象的充分理由。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一个政治上的“反面人物”，决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猥琐的家伙。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属于实用理性评价，只能说明善与恶的区别，但是善与恶属于道德理性，它与审美价值既有统一的一面，同时又有错位的一面。政治上、道德上的恶，并不等于审美的丑。当实用理性价值和审美价值统一的时候，作者是容易把握的；但是仅仅这样，文章就比较好做，也就很难显示出作者的才华。在更为广阔的想像空间里，对两种价值的错位关系(既非统一，又非分裂)的把握，就是对作家才华和创造力的考验了。
电视剧的编导，在美学上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这种错误之所以不可原谅，是因为犯得很低级，大大地落后于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乃至电视文学的发展。在这方面，导演的肤浅比之编剧、演员更为触目惊心，居然为宋江设计了女人式的小碎步，在外部动作上把一个深刻的历史悲剧英雄丑化为一个精神上的武大郎，其艺术上的幼稚达到如此的程度，真是令人扼腕。
改编者把政治的实用价值凌驾于艺术的审美价值之上的逻辑推行得很彻底：因为宋江是投降的罪魁祸首，所以他的形象就是猥琐的。这种简陋的类似政治标准第一的批评准则，是曾经导致我国几十年的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公式化、概念化的顽症。对这种理论，我们已经从各方面清算了十几年，“反面人物”已经不像南霸天、胡汉三那样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但是从电视剧《水浒传》来看，其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在这样严肃的古典名著改编中居然出现了美学上如此幼稚可笑的错误，实在令人深思。在创作中简单地把所谓的“反面人物”当作丑恶的符号，无异于艺术上的作茧自缚。
四、四种不同的古典英雄
二元对立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框框；但是在框框之中，既可以有对立的关系，也可以有从属的关系，更可以有错位的关系。对于错位关系的忽略，在思想方法上是对我们的严酷束缚。
对于艺术家来说，任何人物，首先不是正面还是反面的对立问题，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情绪互相作用网络式的错位的问题。即使有什么绝对的反面人物，和正面人物的感觉、情感、思绪也不一定是针锋相对的，除了绝对对立的一面以外，还有相互包容的一面。他和正面人物的意志、才智、想像、爱情的幻想以及他独特的行为逻辑是千头万绪地纠缠在一起的，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一句话，他的心灵也应该有立体空间，这种空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互相分裂的，而是互相错位、互相渗透的。如果单纯用政治上的反动和进步来划分人物，就意味着人物的关系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是对立，结果就不能不导致人物心灵的平面化、单线化。持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作家，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才智实行自我蒙蔽和扼杀。
想一想《三国演义》吧。从阶级分析来说，刘备、曹操、孙权都是军阀，刘备和曹操还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可是在《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中，特别是曹操，并不是一个精神上的空壳。曹操虽然有政治上乃至品质上的污点，但是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在他的可爱之处中，有他的可恨之处。他的政治野心和他的军事才干，他的爱才和他的妒才，他的凶残和他的韬略结合得水乳jiao融。在复合的情感世界方面，他和宋江同样是立体的。他的凶残、卑劣一面是超过宋江的，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并没有把他丑化、矮化，相反，有时也给他以性格上的某种光辉。
曹操仍然是个英雄，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英雄，多少年来被称之为“奸雄”。同样，刘备和孙权这两个军阀，则分别被称为“枭雄”和“英雄”。光是在《三国演义》中，就有了三种英雄。
《水浒传》中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英雄，如果硬要给他命名的话，宋江也许是一个“义雄”。
他以他的精神号召力，被当作一个精神的高峰，一面团结的旗帜。不但《水浒传》中的所有头领，而且千百年来的读者，从来都是认同的。为什么《水浒传》的改编者却写出这样的败笔来呢？
这是因为审美价值与实用理性产生错位、矛盾时，作者的修养出了问题。
我同意《文艺报》上一个评论家的说法，经典名著是大手笔，因而改编也需要大手笔。
我们从电视剧《水浒传》对宋江的处理上，看到的不是大手笔，而是令人想起毛泽东所说的“小脚女人”。
这种小脚女人，来自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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