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 这个理想国走向毁灭的过程，不是由于外部的压力，而是源于这个平等原则的内在的矛盾。因为在这个义的王国中，享有最高权威的是最主动地仗义疏财的义士，而这样的义士必然是最大的财主。但财主恰恰又是经济上、财产上不平等造成的。这样的思想矛盾就决定了在组织上占据领导阶层的绝对不可能是像解宝、解珍、阮氏兄弟那样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猎户、渔民)，而是像宋江、卢俊义那样的地主阶级的在野派。 农民起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所能胜任的，向来都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地主阶级的在野派的统一战线。这种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但在思想上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在组织上具有妥协、投降的内在因素。稍有西方文论修养的读者都不难从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封·济金根》(也是写农民起义失败的剧本)的评论中得到解释，恩格斯在那封著名的信中说济金根悲剧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改编者如果用武打设计方面所花的百分之一的心思来思考这样关键、这样严肃的问题，我想，就不致在耗资上千万人民币的大制作上弄出这样的致命伤来了。
宋江形象的悲剧性质,标签：语文辅导知识,http://www.wenxue9.com
这个理想国走向毁灭的过程，不是由于外部的压力，而是源于这个平等原则的内在的矛盾。因为在这个义的王国中，享有最高权威的是最主动地仗义疏财的义士，而这样的义士必然是最大的财主。但财主恰恰又是经济上、财产上不平等造成的。这样的思想矛盾就决定了在组织上占据领导阶层的绝对不可能是像解宝、解珍、阮氏兄弟那样脱离了土地的农民(猎户、渔民)，而是像宋江、卢俊义那样的地主阶级的在野派。
农民起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阶级所能胜任的，向来都是农民、小生产者和地主阶级的在野派的统一战线。这种起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但在思想上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在组织上具有妥协、投降的内在因素。稍有西方文论修养的读者都不难从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封·济金根》(也是写农民起义失败的剧本)的评论中得到解释，恩格斯在那封著名的信中说济金根悲剧的根源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
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改编者如果用武打设计方面所花的百分之一的心思来思考这样关键、这样严肃的问题，我想，就不致在耗资上千万人民币的大制作上弄出这样的致命伤来了。
这还是从一般农民起义的普遍规律来看问题的，就《水浒传》这个具体作品来看，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在《水浒传》原著中，梁山英雄的投降不是像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那样，在军事上面临败亡，恰恰是在军事上获得节节胜利之时；不是在败亡前夕组织上发生分裂，而是保持了组织上的完整走向投降的。《水浒传》的作者特意安排了他们主动投降的特点，让它套上英雄主义的光环。所有这些深刻的方面，都被电视剧的改编者忽略了，其结果是改编者把宋江肤浅化，不但把一切罪孽都归咎于他，而且把他写成一个猥琐的小丑(为他设计了一种小女人的脚步)。这就太肤浅了。
不能把历史的功绩归功于个人，同样，不能把历史的挫折归咎于个人，不论是在唯物史观还是文化批评上，这都是常识。
从根本意义来说，宋江是这个义的平等观、义的道德律、义的社会理想的代表。
列宁说托尔斯泰所有的观点都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同样，宋江的妥协乃至投降的倾向，正像他领导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宏大气魄一样，也是中国小生产者的起义者精神的模型。如果不是这种矛盾，而是像李逵一样时时处处坚决，倒是令人难以置信了。
改编者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表现了他们缺乏对于人物的历史深度的理解力。
从艺术上来说，这种矛盾正增加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这本来不应该是难题，恰恰是为大手笔的改编者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然而，可能是出于对传统历史教科书上对于农民起义的过分美化的教条的迷信，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复强调过的：农民不但不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反动的”。如果把他们的反抗的正义性和历史局限性，甚至是反动性结合起来考虑，就不难理解宋江上梁山之前反复动摇为什么并不影响他在梁山英雄中的威望，上梁山以后的投降也没有破坏这支武装队伍的团结了。
三、义的帮派性和纪律准则
宋江这个人物之所以重要，不但因为他是梁山英雄平等理想的代表，而且是他们军事、行政的现实的代表。除了宋江、卢俊义、柴进等人，绝大多数山英雄都不是仗义疏财的英雄，而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后者的道德荣誉感，除了它积极的一面，还有它消极的、自发的、盲目的、破坏社会文明秩序的一面。
不少观众和读者都十分欣赏李逵式的革命的彻底性。但是李逵式的彻底性，如果再加上武松、石秀、孙二娘等人的义的盲目性，危险的人身残害就会对社会文明产生颠覆性的作用。武松醉打蒋门神是痛快的，是大义凛然的义士，但是他所支持的施恩和蒋门神在本质上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他最先碰到的不是施恩，而是蒋门神，则倒在他拳头底下的，就可能不是蒋门神，而是施恩了。
有良好艺术感受力的读者谅必不会忽略，《水浒传》的定稿者，每逢写到李逵，并不是像对宋江那样烘托其正剧的崇高风格；相反，他的出现往往是伴随着喜剧性的调侃。他任性而天真，他常常自作聪明造成弄巧成拙的荒谬的结果。这对于他的个性来说是美妙的，然而对于一支起义队伍来说，如果不加制止，却是具有毁灭性的。他第一次见宋江借钱去赌输了，抢张顺的鱼，此后劫法场乱杀人，不问情由就砍倒梁山的杏黄旗，都是一种任性的表现。这种任性与梁山的军事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不相容的，如果不加制约，只能导致梁山事业的崩溃。所以，李逵总是在宋江的眼皮底下任性。与李逵的荒谬性的结果相对应的是宋江理性的目光，这种目光是批判性的，同时又是充满人情味的。这一点与夏志清先生在评论《三国演义》时指出的关公老是在诸葛亮更为睿智的审视之下极其相似。
这不仅是一种思想的深度，而且是艺术的奥秘所在。同样是喜剧性人物的还有鲁智深。他大闹五台山的喜剧性，不但在于他对于佛门清规戒律的冲击，而且在于上有方丈的睿智眼光，下有金老的无可奈何。这双重的目光，使得鲁智深的喜剧性变得丰富。在鲁智深上梁山以后，失去了这两方面的目光的交织，鲁智深的喜剧性就丧失了。而李逵的性格，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发展，就是因为每逢有所冲突，常有宋江理智的目光代表读者在审视着他鲁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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