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仿佛历史感到以上三员战将还不足以构成方阵，于是派遣鲁迅出场。鲁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当初进入教育部，就是蔡引用的。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鲁迅免不了要来帮忙。比如，一九一七年八月，鲁迅就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这也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但鲁迅那时已经三十七岁，还没有开笔写小说。他日常在教育部任职，公余研究古碑。自言“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不，是民族的大悲哀！吃人者自在猖獗，生人者反而沉埋。正好在这时，《新青年》在京城祭起耀眼夺目的光环，胡适因之而一炮打响，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鲁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凭借《新青年》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调整，说到底就是从沉潜走向显扬，从平静走向燃烧。一九一八年一月，鲁迅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编委阵营。同年五月，他那篇讨伐封建“吃人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就在《新青年》呼啸问世。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 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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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历史感到以上三员战将还不足以构成方阵，于是派遣鲁迅出场。鲁迅是蔡元培的老部下，他当初进入教育部，就是蔡引用的。蔡元培当上北大校长，鲁迅免不了要来帮忙。比如，一九一七年八月，鲁迅就为北大设计了校徽图样，这也是北大历史上的一件盛事。但鲁迅那时已经三十七岁，还没有开笔写小说。他日常在教育部任职，公余研究古碑。自言“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与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失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不，是民族的大悲哀！吃人者自在猖獗，生人者反而沉埋。正好在这时，《新青年》在京城祭起耀眼夺目的光环，胡适因之而一炮打响，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也因之而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地位，鲁迅按捺不住了，他也要凭借《新青年》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这种调整，说到底就是从沉潜走向显扬，从平静走向燃烧。一九一八年一月，鲁迅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联手，加入了《新青年》的编委阵营。同年五月，他那篇讨伐封建“吃人礼教”的战斗檄文《狂人日记》，就在《新青年》呼啸问世。鲁迅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
我翻阅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
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的笔轻轻一点，历史禁不住为之索索颤抖。
一代文化巨人就这样从幕后走向了前台。紧接着，《孔乙己》自他的笔尖下飞出，《药》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风波》、《故乡》等一系列不朽名篇自他的笔尖下飞出；鲁迅在呐喊，《新青年》在呐喊，北大在呐喊。呐喊的世纪，世纪的呐喊。“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在这里，我想起一段公案。一九三三年，鲁迅回忆这一段生活，曾说我那时做的小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尊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鲁迅这里所说的“革命的前驱者”，从前有人告诉我们说是毛泽东，也有人称之为李大钊，前者当属于特定年代的硬伤，后者多少沾点边，但鲁迅的意中人，无疑是陈独秀。
四
写到这儿，请容许我把笔锋稍稍挪开一点主题，谈谈两位当年虽不是主角，但同样引人入胜的人物。
其一：关于梁漱溟。梁漱溟当初只有二十四岁，中学毕业，在司法部担任秘书。蔡元培主掌北大不久，读了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究疑决元论》，是以近世西洋学说阐扬印度佛家理论的，觉得不失为一家之言，便请他来校开讲印度哲学。梁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呢？”梁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话说到这份儿上，梁漱溟还有什么好推脱的呢？他又岂能不为蔡元培的胸襟气度所折服？聘请的全过程，如今听起来，就像是一则童话；而且是一则遥远的无法复制的童话。
其二：关于毛泽东。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肖瑜、李维汉、罗章龙等一行二十四人由湖南来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过了一阵，毛泽东决定暂时不走了，就留在北京，并且想在北大找点事干。据肖瑜回忆，他们写信给蔡元培，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并提出，哪怕是当清洁工也行。蔡元培阅信时，一定是有过短暂的沉思。他本人就曾留欧多年，并且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高层发起者之一，自然能体谅这样一个中途不能成行的热血学子的处境。于是，他裁纸拔笔，给李大钊写了一张便条，说：“毛泽东需要在本校求职，使其得以半工半读，请在图书馆内为他安排一职位。”毛泽东就这样进了北大图书馆。当年的详情，现在是难以查考的了。但可以肯定，正是北大，正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这一批世纪级人物的风采，开阔了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勃发了他“指点江山”的豪情，强化了他“到中流击水”的意志。
五
现在再把笔拢回来。除《新青年》编辑同仁外，蔡元培的麾下还聚集了顾孟余、朱希祖、沈士远、沈兼士、刘文典、马裕藻、陈大齐、马寅初、徐宝璜、周作人、周鲠生、陈启修、吴虞、陶孟和、李四光、颜任光、朱家骅、李书华等一大批新锐人物。在我国最先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家夏元 栗，得以继续留任理科学长，与文科的陈独秀呼应，奠定了北大在文理两方面的高屋建瓴之势。南金东箭，济济一堂；北大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就这样军容浩壮地拉开了序幕。
如果认为，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仅局限于新派人物，那就错了。蔡元培对一些确有学问的旧派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黄节、崔适、陈汉章、马叙伦等等，也都诚意延揽，给他们提供发抒的讲台。这一点常常为人垢病，认为不可理喻。其实，这正是蔡元培的无与伦比之处。即以辜鸿铭而言，他诚然有着复辟倒退的一面，但在英国文学方面的造诣，举世鲜有人及，所以蔡元培请他任英国文学系主任，也是用其所长。站远了看，辜鸿铭的人格精神也自有其可圈可点的地方。对于深谙西方文化背景并洞察西方文明弊端的辜鸿铭，他的卓荦之处就在于：当西方对中国大肆进行文明歧视和文化侵略时，他敢于说：“不！”当民族虚无主义者们把“全盘西化”的口号叫得沸反盈天时，他敢于说：“不！”当国人普遍忽略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而无视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隔膜时，他敢于说：“不！”辜鸿铭的这一个侧面当时并不为世人理解，蔡元培能对他高看一眼，确属难能可贵。再以刘师培而言，他是“筹安会”发起人，帮助过袁世凯鼓吹帝制，大反动也。但他是“年少而负盛名”的国学大师，连另一位鼎鼎大名的国学大家章太炎对他也十分推重，让他讲授擅长的经学，又有什么妨碍？何况穷愁病困中的刘师培这时正急需支持，北大倘不能向他伸出援手，也有失于煌煌上庠的格局、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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