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厢已在北京等候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蔡元培从上海进京，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陈独秀为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也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掇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如此诚心诚意地邀请，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了。但他仍有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他问。按，陈独秀对《新青年》是相当看好的，他自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当然要抓住刊物不放。对这一点，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爽快地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一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就这样一锤定音。人们看到，蔡元培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京大学这个煌煌上庠，等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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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从龙，风从虎，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遇合，常常给人适逢其时的美感。蔡元培这里正要找陈独秀，陈独秀那边厢已在北京等候了。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蔡元培从上海进京，二十六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时，陈独秀为了上海亚东图书馆的业务，也到了北京，住在前门外一家旅馆。蔡元培得到消息，就效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再三再四地前往拜访，礼聘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那时电话没有普及，不能预先通知，为了确保抓住对象，蔡元培每次总是很早就从家里动身。有一回，蔡元培到了旅馆，独秀先生犹自作“卧龙”，酣睡未起。茶房欲上前叫醒，蔡元培不让，兀自掇了一张小凳子，坐在房门外苦等。如此诚心诚意地邀请，陈独秀显然被感动了。但他仍有犹豫：“我来北京，《新青年》怎么办？”他问。按，陈独秀对《新青年》是相当看好的，他自信，“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他当然要抓住刊物不放。对这一点，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爽快地说：“那没有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一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大事，就这样一锤定音。人们看到，蔡元培把陈独秀和他的《新青年》从上海接到北京大学这个煌煌上庠，等于是把他从草莽状态推到时代舞台的前沿。历史再一次提供了生动的案例：一个人或一个刊物的生命被激活，是如何最终影响了一个时代。
陈独秀一入最高学府，注定了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也即将循踪而至——他就是胡适。
胡适这时候正在美国留学。他生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小陈独秀十二岁，蔡元培二十四岁，巧得很，也属兔。若以年龄划分，他该是未来北大“兔子党”的第三梯队了（除蔡元培、陈独秀外，朱希祖、刘半农、刘文典等名教授也都属兔）。这也是一只不安分的小兔。他属于庚子赔款的第二批留美生，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农科、文科，主修哲学，兼修英国文学、经济还有政治理论等等，研究来研究去，此君突然越出专业，对故国的“白话文”问题产生强烈的兴趣。胡适认为中国古文是一种“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已经失去了生长前进的力，要创造出新文学，必须采用新鲜活泼的白话语言。一九一五年九月，他在赠友人梅光迪的诗里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
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棰，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
新世纪！
请注意，胡适在这儿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在异域，在华人留学生这个小小的圈子里，引来的几乎都是讥讽。胡适被激怒了，自尊与自傲迫使他奋起反击。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他作了一首《沁园春》自励，并在词的下半阕大声疾呼：“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说是“文学革命何疑！”，气壮得很，然而，毕竟是书生间的斗狠，沙龙里的清谈，真地拿到社会上去检验，效果怎样，心里还没有底。这年十一月，胡适把他的主张加以小心翼翼地改制，归纳为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其要点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个调门，比起他的“前空千古，下开百世”的宣言，要低了几个八度。文章写成后，胡适用复写纸抄了两份，一份给了《留美学生季刊》，另一份呢，他壮着胆子，寄给了远在上海的《新青年》。胡适万万没有想到，这篇试探性的“刍议”，正搔着老牌革命家陈独秀的痒处。他一眼就看出了它“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的革命实质，很快就予以发表。陈独秀的老谋深算，还在于他不容许胡适有丝毫犹豫或退缩，更不容许“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随即作了一篇《文学革命论》为之推波助澜。他称赞胡适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说自己“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以为吾友之声援”，并放言，天下凡有像胡适这般勇于向封建文学宣战的，“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机遇，是百尺楼头的欢呼，胡适一觉醒来，已经是名播九州的新进思想领袖。还得继续感谢陈独秀，此公不仅巨眼识人，更兼有举贤让贤的雅量，他大度地把胡适推荐给蔡元培，欲以代替自己的文科学长地位。蔡元培呢，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老资格的陈独秀，但他对胡适也颇为欣赏，是年九月，他聘任这位年仅二十七岁的留美学子为北大文科教授。
北大何幸，沙滩红楼何幸，胡适身后，又迎来了李大钊（守常）。李大钊，河北乐亭人，大胡适两岁。早年留学日本，锐志揽辔澄清，与同在那里留学的陈独秀夙有交往，意气颇为相投。他于一九一六年回国，因主编《晨钟报》而声名鹊起。稍后又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日刊，深得章氏的激赏。章士钊、蔡元培、陈独秀，这都是一条道上的志士，彼此相知有素，相得益彰。蔡元培主事北大不久，就聘请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章士钊在这个任上没有待多少天便辞职，转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以吾萦心于政治之故，虽拥有此好环境，实未能充分利用；”章氏日后回忆说，“以谓约守常来，当远较吾为优，于是有请守常代替吾职之动议。时校长为蔡孑民，学长为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如此这般，李大钊就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北大上任了。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北大，也是全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以北大图书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为阵地，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渴骥奔泉般的热血青年。在这里，北大这个舞台是弥足珍贵的。那是“黑暗中之灯塔”（李大钊语）。或者说，那里面已经积聚并仍在积聚更多的热力，只待一声引爆便燃起烛天的火光。如果李大钊没有进北大，很可能仍在革命活动的外围徘徊，而一入沙滩红楼，情形就不同了。还是那位章士钊先生，他的观察十分到位：“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那学府，还是书声琅琅的学府，那气韵，却已是雷霆万钧的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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