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伦理革命与儒家德性传统

[01-18 15:21:17]   来源：http://www.wenxue9.com  高三语文同步辅导   阅读：8310次

概要：陈独秀在五四后期甚至对三纲伦理“忠孝节”的批评亦不无保留，主张对其进行伦理和德性的分析而区别对待。他认为：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於情感，……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於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陈还力倡传统美德“勤俭廉洁诚信”，以为救国之道。同时，陈独秀还承认孔子德性原则具有普遍性道德价值，但他认为这些普遍的德性原则只是人类道德的共相，而礼教才是孔教独有的精华和本质。陈强调：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耳心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耳心，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显然，陈对儒家之道德与伦理臧否有别，他以共相殊相之分，巧妙地抽离了儒家德性传统中的“世界普遍实践道德”元素，以“孔教即礼教”的命题为其反孔之理据。耐人寻味的是，陈以礼教伦理释孔与梁启超、梁济以普遍德性释孔，表达了反孔与卫孔两种对立的孔教观。然而，陈独秀承认有超时空之德性价值的道德共殊论亦难免其理论困局，它毕竟同其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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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独秀在五四后期甚至对三纲伦理“忠孝节”的批评亦不无保留，主张对其进行伦理和德性的分析而区别对待。他认为：

道义的本源，自然也出於情感，……但是一经落到伦理的轨范，便是偏於知识理性的冲动，不是自然的纯情感的冲动。同一忠孝节的行为，也有伦理的情感的两种区别。情感的忠孝节，都是内省的、自然而然的、真纯的；伦理的忠孝节，有时是外铄的、不自然的、虚伪的。

陈还力倡传统美德“勤俭廉洁诚信”，以为救国之道。同时，陈独秀还承认孔子德性原则具有普遍性道德价值，但他认为这些普遍的德性原则只是人类道德的共相，而礼教才是孔教独有的精华和本质。陈强调：

记者之非孔，非谓其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耳心诸德及忠恕之道不足取；士若私淑孔子，立身行己，忠恕有耳心，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记者敢不敬其为人？

显然，陈对儒家之道德与伦理臧否有别，他以共相殊相之分，巧妙地抽离了儒家德性传统中的“世界普遍实践道德”元素，以“孔教即礼教”的命题为其反孔之理据。耐人寻味的是，陈以礼教伦理释孔与梁启超、梁济以普遍德性释孔，表达了反孔与卫孔两种对立的孔教观。然而，陈独秀承认有超时空之德性价值的道德共殊论亦难免其理论困局，它毕竟同其倡言之新文化运动主流的道德进化难以相容。

　　《新青年》的论孔文字中，以常乃德的〈我之孔道观〉最为公允周详。对於孔学，常氏主张超越尊孔与诋孔之念，而持公平的分析态度。他认为，儒学由孔子的隰矩之道和上古遗传之封建、家族、鬼神思想融合而成。孔子将隰矩之道的“尽职”、“忠恕”思想，糅合上古封建宗法思想的“报恩”、“忠孝”观念，形成别等明分之说，而纲伦之说兴。儒家三纲五伦之说虽源於孔子，但孔子之纲伦说出隰矩之道为相对的义务，非如后儒所倡一方面享绝对权利而另一方面承绝对义务的不平等的礼教。孔子尊男抑女、无后不孝的观念，囿於宗法社会的习俗，而与其一贯之隰矩之道相违。改革孔道，最宜先注意者，即在破除家族主义而恢复女子之自由。显然，常氏主张对儒家隰矩之道的德性原则和“忠孝”的宗法伦理持分析态度。

　　儒学作为“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语），其道德理想主义的人生态度和人文宗教，对启蒙知识份子仍不失精神魅力。在人生意义领域，启蒙运动与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传统显示出深刻的连续性。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伊始论人生云：

个人之於世界，犹细胞之於人身，新陈代谢，死生相续，理无可逃；惟物质遗之子孙（原子不灭），精神传之历史（种性不灭）；个体之生命无连续，全体之生命无断灭；以了解生死故，既不厌生，复不畏死；知吾身现实之生存，为人类永久生命可贵之一隙，非常非暂，益非幻非空；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

陈的人生观虽名为科学家的人生观，但其儒家式“大我”人生理念的印记仍清晰可辨。陈在新文化运动中力倡西方个人主义和幸福主义，并力图以其和中国传统人生理想相调和，但其始终未放弃“大我”人生信仰。至五四后期，陈仍倡言：

我们个体的生命，仍是无空间时间区别的全体生命大流中底一滴；自性和非自性，我相和非我相，在这永续转变不断的大流中，本来是合成一片，永远同时存在，只有转变，未尝生死，永不断灭。如其说人生是空是幻，不如说分别人我是空是幻；如其说一切皆空，不如说一切皆有；如其说“无我”，不如说“自我扩大”。物质的自我扩大是子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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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

　　胡适的“社会不朽论”亦为大我主义人生观的现代版。胡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已笃信《左传》三不朽论（德功言不朽），这种儒家式人文宗教使其在大洋彼岸抵縨了基督教的诱惑。胡在五四时期倡言的社会不朽论，以社会有机论重阐三不朽论。他主张，我这个“小我”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和社会及世界上无数“小我”交互关联的。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小我”代代相传，连绵不断，汇成一个无限的“大我”。“小我”有死，而“大我”不朽。“小我”虽生命有限，但每一个“小我”的一切作为、功德、罪恶、言论行事都永远留存在“大我”之中。故“我这个现在的‘小我’，对於那永远不朽的‘大我’的无穷过去，须负重大的责任；我须要时时想著，我应该如何努力利用现在的‘小我’，方才可以不辜负了那‘大我’的无穷过去，方才可以不遗害那‘大我’的无穷未来”？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倡言“科学的人生观”，主张：“根据於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李大钊亦为大我主义人生观的信奉者，他早於胡适倡言：“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著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人生在世，“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傅斯年的“愚公”人生观，亦表达了“努力为公”的大我主义理想。他主张：“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

　

四　在市民伦理与君子理想之间

　　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五四启蒙运动，其伦理革命主要聚焦於孔教与自由民主和工业化相违的社会伦理，而并未染指儒学超越性的德性与生命层面。同时，由於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的拒斥，中西文化在终极关怀层面的对话暂付阙如，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亦并未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有力挑战。因而，即便在激烈反孔的五四时期，儒家“仁”的道德理想亦未曾在知识份子的意义世界中失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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