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另外，尽管体弱多病，时运多蹇，李贺仍然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与建功立业的热情。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从“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独携大胆出秦门”（《吕将军歌》）等诗句中读出一种气势，从“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等诗句中读出一种远大，更能从“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第十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第五）等诗句中读出李贺的雄心壮志，感受到李贺沸腾的鲜血。然而李贺沸腾的鲜血被现实、被命运泼上了倾盆的冷雨。他敏感，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与污浊，因此他同情民生的疾苦，指斥世道人心的丑恶（《老夫采玉歌》、《黄家洞》、《秦宫诗》、《猛虎行》、《感讽》第一首）；他热情，热情得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例如鲁迅先生就曾善意地嘲讽道：李贺骨瘦如柴，却满腔热情地要去学做剑侠以除暴安良，那就未免有些太不自量力了；他又孱弱，充其量也就只能“寻章摘句老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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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尽管体弱多病，时运多蹇，李贺仍然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与建功立业的热情。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从“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独携大胆出秦门”（《吕将军歌》）等诗句中读出一种气势，从“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等诗句中读出一种远大，更能从“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第十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第五）等诗句中读出李贺的雄心壮志，感受到李贺沸腾的鲜血。
然而李贺沸腾的鲜血被现实、被命运泼上了倾盆的冷雨。他敏感，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与污浊，因此他同情民生的疾苦，指斥世道人心的丑恶（《老夫采玉歌》、《黄家洞》、《秦宫诗》、《猛虎行》、《感讽》第一首）；他热情，热情得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例如鲁迅先生就曾善意地嘲讽道：李贺骨瘦如柴，却满腔热情地要去学做剑侠以除暴安良，那就未免有些太不自量力了；他又孱弱，充其量也就只能“寻章摘句老雕虫”，哀叹“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第六）了。敏感、热情、孱弱，这三者的磨合、纠缠与抗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苦闷而破碎的灵魂，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
陆游曾说李贺之诗“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这固是点出李贺诗歌的形式之美，也指出了李贺诗歌的一个特点：不少作品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而是如“百家锦衲”，把许多美丽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我觉得倒不必苛求李贺诗歌的这个特点，去指责李贺“缺乏完整的构思”。如果李贺有了“完整的构思”，那反而不是李贺了。正是透过这“缺乏完整的构思”，我们才得以看到一个破碎的灵魂。这灵魂时而想飞至九霄之上以超越现实的苦难与寒凉（《梦天》、《天上谣》等），时而又想与九泉之下的香魂艳魄低语昵喃（《苏小小墓》、《七夕》、《过华清宫》、《秋来》等），从而获得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灵沟通与安慰。这灵魂有时又执著于现实人生，咀嚼现实人生的苦闷与寂寞。总之，李贺的灵魂本身就是不完整的，“言为心声”，他的诗歌具有以上的特点自然就不难理解了。也正是因为有着一个破碎的灵魂，当他以意马心猿飞升九霄或沉潜九泉之时，他的诗自然也就具有了“诡”的风格。对贺诗之“诡”，前人时贤己从许多方面另以论述，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主要想通过对贺诗一名句的探幽发微指明一点：李贺诗歌之“瑰诡”不仅仅是“瑰”、“诡”这二者的相加，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李贺设色时爱用“红”、“绿”等字眼。“红”字本是暖色调，李贺笔下却写出了“冷红”——“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他的名句“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妙在何处？妙就妙在：一般诗人写桃花时多着眼于桃花的亮丽与明艳，而李贺却写出了桃花的冷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李贺对“冷雨”深有感触。“石破天惊逗秋雨”、“西陵下，风吹雨”、“雨冷香魂吊书客”（《秋来》）、“鬼雨洒空草”（《感讽》其三）、“雨沫飘寒沟”（《崇义里滞雨》）…………这些写雨的名句都着眼于“冷”字。这冷是那么的透人骨髓，仿佛只有幽冥鬼域才具有这样的寒冷。李贺固然热情，曾吟过“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名句；然而他又孱弱、敏感，在现实的打击下，在命运的捉弄下，他成为时代的一个寒热病患者。他的热血有时会沸腾，但那宛同发高烧；他的热血有时却又冷却了，在人间己感受不到多少温暖与光明。昔人曾云：以我观物，使万物皆着我之色彩。既然李贺的内心在某些时候以“冷”为色调，那么，即使亮丽、明艳如桃花，他还是有着如凄风苦雨般的体验。这内在的体验可谓“诡”矣，这“诡”使“瑰”不显得浮艳靡弱，沉潜着生命况味与世事沧桑；那外在意象又可谓“瑰”矣，那“瑰”却为内在体验外化出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
韩孟诗派还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以散文句式入诗，爱在诗中发议论，多用拗句与拗韵，追求“横空盘硬”（出自韩愈的《荐士》）的艺术效果。总之，韩孟诗派力图以奇崛险怪矫正大历诗风的平弱散淡，却又矫枉过正，有些诗句过于怪异，殊少诗味，倒是某些无意作奇的诗作传诵千古，如韩愈的《早春呈张水部》：“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与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则发扬了杜甫诗作的写实精神，发起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诗歌主张集中体现在白居易的《新乐府序》与《与元九书》中，内容方面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政治性——“补察时政治”，很重视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在形式方面主张诗歌应当“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畅”，强调诗歌应写得质直平实，通顺流畅。从创作实践上来看，白居易的讽谕诗《新乐府》与《秦中吟》、元稹的“新题乐府”与张籍、王建的一些乐府诗是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新乐府运动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杜甫在诗中叙时事的写实精神，展现出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发展了传统诗歌的“美刺”传统，富于批判性。重视下层民众，形式也借鉴了民歌手法，具有大众性与通俗性。不过，新乐府运动也有弊端，如白居易学习毛诗序而为自己的《新乐府》定下了这样一个规则：“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不惜牺牲诗歌的艺术性而给每首诗都加上一个议论性的尾巴，有时就不免画蛇添足，显得机械重复；新乐府运动又过于强调诗歌干预现实的功能，使得某些诗歌成为政治观念的附庸；语言上亦有过于俚俗质白者，诗歌凝炼含蓄的韵味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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