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残损的手掌……”——“雨巷诗人”戴望舒抗战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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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周维强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这是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1942年7月3日写于香港的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开头的几行句子。诗中的“湖”指的是杭州西湖，戴望舒小时候家就在西湖的附近，在戴望舒记忆里，西湖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而他尤其不能忘的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这两个加了括号的诗句，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那座繁花似锦的美丽城市。戴望舒写作这首诗篇时，他刚刚从日军的监狱里被放出来。——1942年的春天，戴望舒在香港被捕并被投进日军的监狱，此后，经过挚友叶灵凤的全力奔走营救，5月30日，戴望舒才获释出狱。7月3日，戴望舒写下了这首凝重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之一。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载《龙套集》，冯亦代著，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一文里说：出狱时，望舒变得非常虚弱，“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戴望舒的香港的同事郑家镇，后来在回忆文章《我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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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维强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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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有“雨巷诗人”之称的戴望舒，1942年7月3日写于香港的诗篇《我用残损的手掌》开头的几行句子。诗中的“湖”指的是杭州西湖，戴望舒小时候家就在西湖的附近，在戴望舒记忆里，西湖是世界上最美的风景，而他尤其不能忘的是最好的季节里的西湖——这两个加了括号的诗句，说明他写的不是当时日军占领下的杭州，而是他回忆中的杭州，那座繁花似锦的美丽城市。
　　戴望舒写作这首诗篇时，他刚刚从日军的监狱里被放出来。——1942年的春天，戴望舒在香港被捕并被投进日军的监狱，此后，经过挚友叶灵凤的全力奔走营救，5月30日，戴望舒才获释出狱。7月3日，戴望舒写下了这首凝重的《我用残损的手掌》，也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之一。
　　冯亦代《戴望舒在香港》(载《龙套集》，冯亦代著，三联书店1984年12月出版)一文里说：出狱时，望舒变得非常虚弱，“日本地牢里的阴湿，使他的气管炎变成经常的了”。戴望舒的香港的同事郑家镇，后来在回忆文章《我认识的戴望舒》(载《香港文学》1990年第7期)中描写过望舒当时的哮喘情况：“好一副书生气质，患哮喘，冬天穿较多衣服，少不了围巾，手中总有一条白手帕，似是患了重伤风，老是医不好的重伤风。”北塔所著的《雨巷诗人——戴望舒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说：狱中生活跟戴望舒几年后的英年早逝直接相关。
　　1937年8月13日，中日淞沪战争爆发，日军很快占领上海。在沦陷区的上海，已成文化名人的戴望舒，根本不愿为襄赞日本写任何一个字。他在他当时编译的《现代土耳其政治》(这部书的蓝本是奥地利学者诺贝特?德?比肖夫所著的《土耳其在世界中》)的《编者赘语》里借口赞扬土耳其民众的觉醒而呼吁本国同胞：“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死战。”戴望舒可能上了日本宪兵的黑名单，他也隐约感受到了这种阴影。1938年5月，戴望舒挈妇将雏与叶灵风夫妇一同乘船来到当时尚未陷落的香港。
　　戴望舒一到香港，就主持了《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的编务。戴望舒有意借《星座》来做抗日宣传之事。由于戴望舒在文坛上的大名和他的人缘，他主持《星座》在约稿、用稿上以抗战为核心，所以《星座》很快就成为抗战文艺的一个重要据点，如郁达夫、徐迟、萧乾、沈从文、卞之琳、郭沫若、艾青等等全国一大批作家，就被戴望舒团结进了《星座》为据点的香港抗战文艺事业之中。戴望舒还“曾写信给西班牙共和国的名流学者，请他们专为《星座》写一点文字，纪念他们的抗战两周年，使我们可以知道一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现状，并使我们可以从他们得到榜样、激励”(见《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第41期，1938年9月10日第14版《编者话》)。
　　1938年底，应总部设在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邀请，戴望舒参加了香港分会的筹备工作，负责人是1938年底南下香港的楼适夷。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由于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英国与日本还是友邦，所以英方对日本军国主义实行观望态度和绥靖政策，香港当局严格控制中国人的抗日言行，专门成立了特别检查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时，协会名称不得不改作留港会员通信处。协会名义上由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当家，实际上的领导工作，差不多都落在了戴望舒的肩头，大家愿意围绕着望舒展开工作，因为望舒一手操持起来的《星岛日报》文艺副刊《星座》“是——个全国性的、权威的文学副刊”(参见《江南小镇》，徐迟著，作家出版社1993年出版)。
　　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对于香港人来说，这是一个“黑色的圣诞节”。
　　日军控制香港后，立即逮捕了几乎全部的在港知名华人，包括戴望舒在内。戴望舒活跃的抗战姿态，很显然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本宪兵动用酷刑审讯戴望舒，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文艺界抗日人土名单等资料。
　　戴望舒在狱中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所受的酷刑和折磨，是非常惨烈的，这使他出狱后仍无法摆脱这噩梦，过了两年之后，1944年1月18日，他在写《等待(二)》一诗时，还记忆犹新地写下了这样叫人刻骨铭心的句子：
　　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
　　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
　　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
　　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
　　从口鼻一起喝水，然后给踩肚子，
　　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
　　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
　　北塔在《雨巷诗人——戴望舒传》里说：“如果不是亲身所受，望舒怎么会写得如此具体可感、撕肝裂肺?!”这也正如方锡德所说：望舒“作为敌人的囚徒，在敌人的地牢里，饱尝了肉体的大痛苦，体验了死亡的大考验”(见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紧接着上面对酷刑的描述，诗人“充满韧劲和豪情地写道”：
　　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
　　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
　　耐心地等你们回来：
　　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
　　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戴望舒在狱中还写下了可以称得上是他一
　　生的代表作《狱中题壁》：
　　如果我死在这里，
　　朋友啊，不要悲伤，
　　我会永远地生存
　　在你们的心上。
　　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
　　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
　　他怀着的深深仇恨，
　　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
　　曝着太阳，沐着飘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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