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www.wenxue9.com 在另一种生活中喜爱的事物也相形见绌”⑺。伊迪丝在《纯真年代》中对逝去的传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同时这也与伊迪丝一贯坚持的创作理论是符合的，强调秩序，注重道德准则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同样，张爱玲虽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她所出身的阶级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但是在她意识深处，依然对自己所生长的古老家族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情思，对于旧家庭的这种矛盾心理，使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上有一种与伊迪丝相同的怀旧感。并通过她笔下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具体而微的表现出来。《金锁记》里的姜家人动不动讲起自己从前的富贵排场，《倾城之恋》中白公馆的主人更是以“诗礼之家”自诩，而《留情》中的敦凤，“夷然微笑着，理直气壮地有许多过去”。夏志清先生说：“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社会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而惊退，一方面多有点留恋。”所以，张爱玲在作品中对没落遗老人物总是保留着温情，纵有讽刺也不尖锐，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宽容。 伊迪丝对于老纽约的立场正如张爱玲对于旧上海的立场，是矛盾的，她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自觉的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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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种生活中喜爱的事物也相形见绌”⑺。伊迪丝在《纯真年代》中对逝去的传统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同时这也与伊迪丝一贯坚持的创作理论是符合的，强调秩序，注重道德准则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同样，张爱玲虽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了她所出身的阶级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但是在她意识深处，依然对自己所生长的古老家族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割舍的情思，对于旧家庭的这种矛盾心理，使张爱玲的创作心态上有一种与伊迪丝相同的怀旧感。并通过她笔下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具体而微的表现出来。《金锁记》里的姜家人动不动讲起自己从前的富贵排场，《倾城之恋》中白公馆的主人更是以“诗礼之家”自诩，而《留情》中的敦凤，“夷然微笑着，理直气壮地有许多过去”。夏志清先生说：“张爱玲喜欢描写旧时上流社会的没落，她的情感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而惊退，一方面多有点留恋。”所以，张爱玲在作品中对没落遗老人物总是保留着温情，纵有讽刺也不尖锐，给予充分的理解与宽容。
伊迪丝对于老纽约的立场正如张爱玲对于旧上海的立场，是矛盾的，她们都不是这个世界的自觉的清醒的批判者。她们都属于黑白之间那片长长的灰色地带。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无论是在伊迪丝。华顿当时所处的美国，还是张爱玲当时所在的上海，她们都没有得到真切的理解与共鸣。在当时的美国，人们认为，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在于描写生活的光明面，而不是黑暗面，更不要说像伊迪丝。华顿所体现在作品中的悲观主题与暧昧态度。同样的，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对傅雷给予自己的批评做出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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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参差的对照的手法”，首先即是指对整个人生有所了解后，以一种更近世情真相的柔和光影去表现它，而不是以“强烈的对照”的、在炫目的光照下使局部近乎失真而获得某种戏剧性的方式去表现它。
都取材于自己所熟悉的败落的旧家和与之相关的社会之一角，所写的也不过是男女之间的小事情，却在日常生活的微波粼粼之中，显示出了洪涛大浪的气象。多半都是以悲剧收场，然而这悲剧却又不那么彻底，她们笔下的人物，“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⑻一方面是隽永温和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融合在了一起，使得伊迪丝与张爱玲的小说有了一种苍凉之感。
然而这苍凉在她们的笔下依然是有所区别的。《纯真年代》中，华顿对纽约上流社会中的服饰礼仪、精致的家庭摆设做着津津乐道的真实与详尽的描述，她是用一个喧哗盛大的物质乐园来衬出一个无比冷落的情感荒漠，笔调是冷漠客观的，情感也是一种难以捕捉的疏离与飘忽。然而在一丝不苟又冷冰冰描绘上流社会礼仪与众生相的后面，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依然炽热的灵魂，那掩不住的热从她凉漠的字句里涌出来，从男女主角仅有的几次独处中蔓延出来，伊迪丝没有否认艾伦与纽兰真挚的相爱，也没有否认爱情的确实存在，因此她是外冷而内热的，荒凉的底色上洒满了斑斑点点的深情印痕。而张爱玲正相反，她同样是写实主义的高手，在对生活中点滴细节的刻划，对物质不厌其烦的描绘里所表现出的是对世俗生活由衷的爱恋，却“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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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面上的热热闹闹，更加反衬出了小说里透骨的凉，越是热闹，背后越是荒凉的空无一物。怎样的深情眷恋到头来都是梦里才有的温度，醒来除了手心里的冷汗，其他什么都没有。张爱玲的小说都在不断的质疑爱情中，最终用现实来加以否定，罕有的如《倾城之恋》中的圆满结局，绝非爱情的结果，只是乱世中人们用仅存的温情彼此取暖安慰的结果，纵有暖意，也是温凉的。所以看完《纯真年代》心底还有柔软的遗憾，读罢张爱玲就只剩下冷硬的疼痛了。
同样置身于一个不同文明相互冲突又交融、新旧道德体系演变以至更替的社会中，她们既不赞成于此也不苟合于彼，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在历史的夹缝中惘然四顾，看不到出路。“人是生活在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个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⑽家庭与时代的双重背景，造成了两位女作家相近的边缘心态。华顿夫人被纽约人视为波希米亚式的作家，在《纯真年代》中对于艾伦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她个人的真实写照。出于对当时美国现状的深深不满，她同艾伦一样，远走欧洲，在那古老的艺术氛围中求得解脱，在作品中抒发对故土的失落感，即一种被故土文明抛弃后无所归属的感觉。张爱玲则是“一个自我流亡的人，由所谓的主流文化，中心文化，霸权文化，甚至是男性的社会中自我放逐出来”的。边缘人物悲观感伤的人格基调印证到她们两人的作品中便成为一种黯淡以至虚无的创作基调。边缘的视角也使她们不约而同的将创作视点投聚在社会中上层阶级的妇女身上。她们各自在自己的代表作《倾城之恋》与《欢乐之家》中灌注了自己作为边缘人物的感情体验，并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对社会变革中的世态人情加以观察。张爱玲和华顿因为她们的出身以及所受教育和各自的天赋才情而得以在一个男性主宰的变革社会中自由选择角色和生活方式，其中华顿为此进行了长久的抗争与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最终选择成功。但是她们笔下的女主人公，大多不具备这样的一技之长，当她们试图从旧家庭中脱离出来，处在一个摇摆不动的边缘地位时，她们的处境是异常的尴尬与险象环生的。面临精神上、物质上的重压，她们无处可逃。华顿小说《欢乐之家》中的女主人公莉莉，在觉醒了之后，独自苦苦挣扎支撑，最终梦想破灭走上了不归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也是如此，经济状况的改变导致了她的边缘地位，同时又处在周围环境的双重道德标准的夹缝中，与之发生冲突，然后又被彻底孤立，如果不是范柳原作为一个偶然性因素的出现，并且遭遇香港沦陷这个偶然事件，她的结局不会比莉莉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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