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要：当然，这一诗一文都是以太守身份创作的。所以这些得意也就是当官的得意。 如果无官做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口气。如《前赤壁赋》中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从字面上看是无比地旷达与轻松的，然而骨子里却是“吃不到葡萄只有说葡萄酸”的痛苦。正如他的歌吟：“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这首诗歌的基调应该是很放达的了，可是文句中了讲得很清，要想“不辞长作岭南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如果不能呢？那怕就是恕不奉陪了。这一肚子酸气憋得不行，一汪泪水难以流出，只好憋回心室，露出一脸苦笑。而现在很多人就错把这苦笑当成欢颜。 所以，苏轼的潇洒是装的。其实是没官当的痛苦。 不过苏轼的潇洒装得格外真诚而美丽，所以后世的人们在有了类似于他的遭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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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一诗一文都是以太守身份创作的。所以这些得意也就是当官的得意。
如果无官做了，那就是另外一种口气。如《前赤壁赋》中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从字面上看是无比地旷达与轻松的，然而骨子里却是“吃不到葡萄只有说葡萄酸”的痛苦。正如他的歌吟：“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这首诗歌的基调应该是很放达的了，可是文句中了讲得很清，要想“不辞长作岭南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日啖荔枝三百颗”；如果不能呢？那怕就是恕不奉陪了。这一肚子酸气憋得不行，一汪泪水难以流出，只好憋回心室，露出一脸苦笑。而现在很多人就错把这苦笑当成欢颜。
所以，苏轼的潇洒是装的。其实是没官当的痛苦。
不过苏轼的潇洒装得格外真诚而美丽，所以后世的人们在有了类似于他的遭遇时也需要像他那样装，最后，苏东坡的名声就空前大了。
所以说，范进因中举喜而疯，李白因不用怨而狂，苏轼因贬官惧而逃，表现虽然各异，其实质都是把自己的人生价值比量于官场的成功与失败。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就这么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人的心目中。
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这个社会背景就是中国文人做官则八抬大轿，黄金美人，不做官就一无是处，所以在中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格言，“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也有“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警言。书生的有用与无用，全在于皇帝的重用与否，重用了则要风有风，要雨有雨；不被用则一无用处。其实不管用还是不用，归根到底中国文人都是被动的，都没有独立的人格。
这种情形在中央电视台《康熙王朝》中姚启圣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姚启圣，鄙视满夷，拒不合作。荣华富贵难动其心，艰苦磨难罔动其志。针对他的“非暴力不合作”，康熙在万般无奈之下，以蛮治之：不问罪，先关入监狱，酒菜招待；但是不审议，不定罪，因为他本无罪；尤其是不给他书，没人理，让他在无聊中过日。六十天下来，姚启圣“盛”气消落；回京路上，康熙又把他放在冰天雪地里一冻，姚启圣“圣”气也消落。这时间，康熙让他进入暖轿，一本杂书，一碟剩点心，康熙脚下一个角落，他姚启圣就知道感激了，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康熙脚下的顺民进而成为顺臣了。而一旦为康熙所用，他就立即提出了平定台湾的方略“三可剿”“三可抚”，恩威并施。于是被康熙授与平台大权，从而成为平台的风云人物。
其实中国文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为人所用，或者说为人所不用。用时可顶天立地，成宏伟大业；不用，则仅是养马匹夫，粪土不如。姚启圣的命运转变我觉得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文人的两条思想局限。其一是“士为知己者死”；其二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被许多中国文人奉为圭臬的话语看起来是富丽堂皇的，确实也支撑起了中国文人的笔挺的脊梁，但是它同时也取消了中国文人独自站立的资格。你看“士”是要为“知己者死”的，它就是这样直接地、明目张胆地取消了“士”的独立资格。而什么是“达”呢？达就是有“人”赏识；什么“穷”呢？穷就是没人赏识。总之一句话，“士”的命运总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可以说，在“士为知己者死”、“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窠臼中，中国文人自己放弃取得独立人格的可能。
当然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缺失的另一原因是缺少社会支撑。传统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对于言论不是采取支持和鼓励，而是采取镇压与禁锢，所以在中国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非常有名的小说甚至也要为谁是它的作者而争论不休，因为作家写了小说往往不敢承认，弄不好就有文字狱，杀身之祸，抄家之灾；版权的保护更是从不提及，这又使文人缺失了经济自立的条件。无论是精神和物质中国文人的脊梁都缺少社会支撑。
人格的彻底缺失最终把中国文人的价值追求全部逼仄到仕途之上。所以，范进中举就会高兴得发疯。因为，中举使他从“孙子”一下子上升到“老爷”，从没有基本的人格而直接有了高贵的官格。一个人面对如此的命运巨变不发疯才奇怪。
说到底是一个人权问题，在人权没有保障的社会，即使是有一两个敢于直言宁死不屈的人也往往被无声无息地弄死，同时这种毫无价值的死亡让人连死的勇气也缺乏。我曾经听说文革中的烈士张志新在被执枪毙前先被割断了喉管。这个虽然是传闻，但是我相信。因为中国有产生这种残酷情形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正是这样的环境使任何勇敢的人都要注意说话的风险。一个勇敢的人可以不怕死，但是没有人不怕毫无价值地而且无声无息地死掉！
然而，一个社会，文化人没有人格，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人格，而没有人格的社会往往是缺乏良知的。没有良知，何来真诚？缺少良知，没有真诚，这样的社会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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